(一九六五年七月十八日)
行嚴先生:
各信及指要[2]下部，都已收到，已經(jīng)讀過一遍，還想讀一遍。上部也還想再讀一遍。另有友人也想讀。大問題是唯物史觀問題，即主要是階級斗爭問題。但此事不能求之于世界觀已經(jīng)固定之老先生們，故不必改動。嗣后歷史學者可能批評你這一點，請你要有精神準備，不怕人家批評。又高先生評郭文[3]已讀過，他的論點是地下不可能發(fā)掘出真、行、草墓石。草書不會書碑，可以斷言。至于真、行是否曾經(jīng)書碑，尚待地下發(fā)掘證實。但爭論是應該有的，我當勸說郭老、康生、伯達[4]諸同志贊成高二適一文公諸于世。柳文[2]上部，盼即寄來。敬頌康吉!
毛澤東
一九六五年七月十八日
根據(jù)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出版的《毛澤東書信選集》刊印。
注釋
[1]章士釗（一八八一——一九七三），字行嚴，湖南長沙人。當時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政協(xié)全國委員會常務委員、中央文史研究館館長。
[2]指章士釗所著《柳文指要》。它是一部對柳宗元文集的專門研究著作。
[3]指當時南京市文史研究館館員高二適寫的《〈蘭亭序〉的真?zhèn)务g議》。此文對郭沫若的《由王謝墓志的出土論到〈蘭亭序〉的真?zhèn)巍芬晃奶岢隽瞬煌庖�，一九六五年七月二十三日在《光明日報》上發(fā)表。
[4]郭老，指郭沫若。當時任中國科學院院長。康生（一八九八——一九七五），山東膠南人，當時任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伯達，即陳伯達，當時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紅旗》雜志總編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