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陽毅
毛澤東同志離開我們雖已十幾年了,這位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軍事家、理論家、戰(zhàn)略家,這位對中國革命做出了不朽貢獻、建立了偉大歷史功勛的偉人的光輝形象,卻時時刻刻縈繞在我的腦海。今天,在紀念毛澤東同志誕辰一百周年的時候,我懷著無限懷念和敬仰的心情,對毛澤東當年在井岡山、中央蘇區(qū)和長征中的偉大革命實
踐,作些片斷的回憶。
我第一次見到毛澤東同志是在井岡山。
1928年1月,朱德、陳毅同志率領南昌起義部隊在湘南地方黨配合下點燃了農民暴動的烈火,迅速形成了燎原之勢,燃遍了整個湘南。當時,我在宜章縣梅田鄉(xiāng)、區(qū)蘇維埃政府擔任秘書。我們積極發(fā)動群眾打土豪、分田地,組織赤衛(wèi)隊,革命搞得轟轟烈烈。但不久,國民黨反動派的湘粵軍閥開始向我們夾擊,眾多的民團也反撲過來。對紅色政權造成很大威脅。
我們站立不住了,準備向東轉移。
這時,黃沙區(qū)彭曬、肖克同志率領的琦石獨立營也從琦石撤至梅田,我們匯合后,合并白沙農民武裝組成宜章獨立營,一同往江西方向轉移。
我們翻過了五蓋山,來到資興龍溪洞。在這里,我們與毛澤東率領的秋收起義部隊會合了。我們是湘南暴動部隊中最先與毛澤東部隊會師的部隊。當聽到毛澤東同志在部隊里,大家都很高興,因為我們早已聽到過關于毛師長的許多傳說,現在就要見到他,心情特別激動!
五月四日這天,是朱德、毛澤東兩支部隊勝利會師的集會慶祝日,毛澤東同志、朱德同志、陳毅同志、王爾琢同志都來到了會場。雄偉的井岡山滿山青翠,遍野清香。只見到處都是紅旗、紅臂章、紅纓槍,真是滿眼一片紅。我們看到這樣的場面,真覺得革命形勢大好!
“現在,請毛黨代表講話!”陳毅同志聲若洪鐘,回蕩山谷。
這時,毛澤東同志站了起來。他身材高大,目光炯炯,長長的頭發(fā)背向腦后,顯得風度不凡。他的講話,通俗易懂,生動有趣。他在講會師的意義時,還形象地講了孫悟空與如來佛的故事。他說,敵人沒有孫悟空的本領。即使有的話,也不是我們的對手,因為我們有如來佛的本領,他們逃不出我們的手掌。他還講了戰(zhàn)術問題,說十個指頭有長短,荷花出水有高低,敵人也是有強弱之分的。我們抓住弱的猛揍它一頓,等強的來了,我們就同它玩“捉迷藏”。這樣,我們就掌握了主動權,可以把敵人放在我們手心里玩。他生動的講話,激起了陣陣掌聲和歡笑聲。
這是我第一次聆聽毛澤東同志的講話。
兩軍會合后,成立了紅四軍。這是第一支在共產黨絕對領導下成立的軍隊。朱德同志任軍長,毛澤東同志任黨代表,王爾琢同志任參謀長,陳毅同志任教導大隊長。下編為三個團。毛澤東同志領導的秋收起義部隊,編為三十一團。這個團在政治上、軍事上素質比較好,是有基礎的老部隊,打過很多仗。朱德、陳毅同志帶領的部隊,編為二十八團。這個團打仗很英勇,敢打敢沖。我們湘南一帶的干部和農軍,編為二十九團,這個團因為有許多人是縣、區(qū)、鄉(xiāng)蘇維埃的積極分子,士氣很高,吃苦性強,打仗很勇敢。我在二十九團任團黨委秘書。不久,部隊在毛澤東、朱德同志的領導下,接連打了幾次勝仗。二十九團參與了新、老七溪嶺等戰(zhàn)斗,繳獲不少。以后,還參加了打永新、蓮花等戰(zhàn)斗。在同敵人的斗爭中,我們自己的隊伍有了很大發(fā)展,黨的組織普遍建立起來了。全軍上下士氣很高。
從此,我同毛澤東同志的接觸就多了。他平易近人,沒有一點架子,幽默風趣。常常來到青年人中間,給大家講解發(fā)動農民搞土地革命,建立人民軍隊,建立革命根據地和革命政權的重要意義。以后,大家對毛澤東同志就更加敬仰和佩服,稱他為“孔明”,每次見到他時,都高興地說:“孔明來了!
在六月下旬,湖南省委派代表杜修經帶來給湘贛邊界特委和紅四軍軍委的指示信,要紅四軍主力打回湘南。當時,毛澤東同志在永新召開了特委、軍委、永新縣委聯(lián)席會議,一致通過決定,不去湘南,繼續(xù)留在井岡山作鞏固和發(fā)展根據地的工作,并向省委寫了報告。杜修經當時也參加了這一會議。會上他并無異議,會后他卻利用二十九團部分官兵家鄉(xiāng)觀念濃厚的情緒,誘導他們并力主打回湘南。據說當二十八團團長王爾琢反對去湘南時,杜修經竟當面指責:“是你聽省委的,還是省委聽你的?”由于杜修經以欽差大臣自居,迫使紅四軍主力成行。當時,毛澤東同志不在我們駐地,但他曾寫信給朱德、陳毅同志堅決反對這一行動。朱德、陳毅同志雖也做了工作,但未能阻止住。
這時,留守井岡山的紅軍只有一個營。不久,敵人以數倍于我的兵力來進攻。部隊采用毛澤東同志的戰(zhàn)術,英勇抗敵,打得敵人狼狽逃竄。
當黃洋界保衛(wèi)戰(zhàn)取得勝利后,部隊中有幾個秀才仿照京劇“空城計”的唱腔編了一段“空山計”,把毛澤東比喻成孔明。有幾句唱詞我至今還記得:“我站在黃洋界上觀山景,忽聽得山下人馬亂紛紛。舉目抬頭來觀看,原來是蔣賊發(fā)來的兵……來!來!來!我準備著南瓜紅米、紅米南瓜,犒賞你的眾三軍。來!來!來!請你到井岡山上談談革命!边@幾句唱詞,在部隊流傳甚廣。
在我們下山后,毛澤東同志很不放心,當聽說二十八、二十九團在湘南吃了敗仗后,立即親率三十一團一個營到桂東接應我們。一天,我和文書李兆魁正在吃飯,看到窗外有部隊走過。我們趕緊出來,一問原來是毛委員派來的,心里格外高興。
杜修經對“八月失敗”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毛澤東同志看到他時,批評了他?伤J錯并不深刻。毛澤東同志給中央、湖南省委的信中說,請以后不要再派像杜修經這樣不懂事的學生娃子來。不久,杜修經搞地方工作去了。同他一塊來的少共湖南省委代表朱玉湘留了下來,上了井岡山。
“八月失敗”使我們丟掉了二十九團,剩下部隊不到一百人。團長胡少海到二十八團當了營長,我到二十八團任黨委秘書。一天,我正在路上走,迎面碰見毛澤東同志。他親切地問我:“你也回來了!”我說:“那時我就不同意去湘南的。我是擁護你的建立根據地的思想的,也曾同他們爭辯過。他們罵我怕死,連家鄉(xiāng)都不要了!泵珴蓶|同志又很關心地問我工作分配沒有,當我告他已分配了時,他很高興,囑我要好好工作。
總結了“八月失敗”的教訓,部隊有了很大發(fā)展,一些規(guī)章制度逐漸建立起來了,如:“進一步宣布革命軍隊的三大任務:打仗消滅敵人;打土豪籌款子;宣傳群眾,組織群眾,武裝群眾,幫助群眾建立革命政權。”“支部建在連上、小組建在班排”,“三大紀律,六項注意”等等,都有了明確的規(guī)定。在軍事斗爭上,在敵強我弱的形勢下,總結出了“敵進我退,敵駐我擾,敵疲我打,敵退我追”的十六字訣的方針。毛澤東同志在講解“集中以應付敵人,分散以發(fā)動群眾”的軍事斗爭原則時,還形象地比喻說:“這就象漁翁打魚一樣,撒網就是把部隊分散下去,收網就是把部隊集中起來。集中起來干什么?抓魚!鄙鷦佑哪谋扔,輔以手勢,使大家聽得津津有味。對于開展土地革命,建立蘇維埃政權的工作,毛澤東同志提出采取波浪式前進,不搞同時開花,以免群眾受到損害。
井岡山上的毛澤東,既是我們尊敬的師長,又是普通一兵。他常常同普通戰(zhàn)士一樣,下山背糧,還經常在黃洋界山上的一棵大樹下休息,并且喜歡講些笑話,引得大家哈哈大笑,忘記了疲勞。他以身作則遵守紅軍的規(guī)定,夜里寫作時也只點燃三根燈蕊。他還是批評與自我批評的模范。有次開會時,毛澤東和毛澤覃有了意見分歧,毛澤覃走了出去。毛澤東有些火了,追上去說:“站住!”毛澤覃邊走邊說:“共產黨不是家長制!”聽到這話,毛澤東收住了腳步。事后,毛澤東同志為此多次做自我批評,說:“我得罪了兩個人!逼渲幸粋就是毛澤覃,這件事,對大家教育很大。
毛澤東同志有淵博的馬克思主義理論知識,注重調查研究,善于把馬列主義普遍真理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際相結合,他深刻了解中國革命的特點,是“武裝的革命反對武裝的反革命”。他既反對陳獨秀的把人民武裝拱手讓給敵人的右傾投降主義,又反對李立三的攻打大城市的“左”傾盲動主義,同時也反對照抄蘇聯(lián)革命的模式。他認為要領導革命取得勝利,就必須發(fā)動農民在農村進行土地革命,建立人民武裝,開展武裝斗爭,建立革命根據地和革命政權,走以農村包圍城市的道路。毛澤東同志創(chuàng)立的井岡山農村革命根據地,就很好的體現了這些思想。我們黨的三個法寶:武裝斗爭,黨的建設,統(tǒng)一戰(zhàn)線,毛澤東同志在井岡山時期,就運用自如了。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的建立,對后來革命的發(fā)展很重要,可以說,中國革命勝利的曙光,就從這里升起!
1929年1月初,前委、特委在井岡山茨坪召開會議傳達中共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的決議。上海黨中央派遣秘密交通員把會議文件送到井岡山。當時,譚政同志和我把文件謄寫、油印出來。會議對決議討論得很熱烈認真。尤其是陳毅、何挺穎、宛希先等同志發(fā)言最積極。毛澤東同志說,中央六大決議是正確的,但對中間階級、對富農問題處理不夠妥當。不久,毛澤東同志在寧岡柏露村主持召開前委、特委、紅四軍和紅五軍軍委負責人的聯(lián)席會議。會上研究了粉碎敵人第三次“會剿”的對策,即確定由毛澤東、朱德率紅四軍主力向贛南出擊,打入敵后,以解井岡之圍,解決經濟困難;彭德懷、滕代遠率領的紅五軍為主的部隊留守井岡山。
1929年1月14日,毛澤東、朱德同志率領紅四軍二十八團、三十一團和軍部特務營、獨立營下了山向贛南前進。
當時,二十八團團長是林彪,三十一團團長是伍中豪。我在軍事委員會任秘書。下山后,由于敵情急劇變化,未能按予期目的進行,紅軍打了幾次惡仗。
大瘐(現大余)戰(zhàn)斗時,開始紅軍進入大瘐縣城時無敵軍設防,紅軍不費一彈占領了大瘐城。當時召開連以上干部會,確定二十八團擔任警戒,軍部、三十一團、特務營和獨立營開展群眾工作。因大瘐縣城是個沒有共產黨的組織、也沒有群眾革命斗爭基礎的地方,當贛敵李文彬旅逼近大瘐城時就沒有人來向紅軍報信。另外,因二十八團偵察警戒的疏忽,所以當敵進攻時,倉促地投入了戰(zhàn)斗。后來敵人的火力越來越猛,林彪未組織部隊猛烈回擊,卻神色驚慌地跑回來,腳步還沒停穩(wěn)就向朱德敬了個禮:“報告軍長頂不住了,怎么辦?”朱德同志盯了他一眼,正要說話,毛澤東同志站了起來,看了林彪一眼,就大聲在陣地上喊話:“同志們,這個仗一定要打,一定要打好,一定要把敵人打垮!”可惜,已經太晚了,這時,敵人的子彈已經“噗、噗、噗”地打到我們身邊,地里冒起陣陣黃土。形勢危急!朱德同志一面要林彪繼續(xù)組織部隊抵抗,一面趕快轉移指揮位置。我們轉到了一個城墻邊,朱德、毛澤東同志嚴密注視著戰(zhàn)局的發(fā)展。不一會兒,部隊完全垮了,象波浪一樣往回涌來,真是“兵敗如山倒”啊!
倉促之中,朱德和毛澤東跑散了。我和毛澤東同志一路跑。許多戰(zhàn)士從我們身邊跑過。我們后面黑壓壓一片人。毛澤東同志邊跑邊問“歐陽毅,后面是我們的人,還是敵人!”我看到是敵我混雜,便含糊其辭地說:“沒關系,我們趕快跑!”毛澤東同志個子高,腿長,我也好運動,所以不管是涉水和跳溝我們都跑得很快,終于脫離了虎口。我們按前委會原來的決定,如有情況,到烏逕集合。毛澤東、朱德同志兩路人馬直到第二天晚上,才在烏逕匯合,大家很高興,也很疲勞。
當部隊剛剛休息下來,晚十二時許突然接到地方上一個黨支部派人送來的情報,說敵人已經追上了我們,準備在拂曉消滅我們。得到這個消息后,部隊決定連夜轉移。當即由送信人帶路,部隊分多路縱隊出發(fā)。為了不使敵人發(fā)覺,要求部隊不能發(fā)出任何聲響。這樣,很快就脫離了險境。結果,次日敵人撲了個空。事后,毛澤東同志多次談到這件事,說是一個地方黨支部、一個人、一封信,救了我們黨,救了整個紅軍。
后來,我們在尋烏的圳下村宿營時,又遭到了敵人偷襲,軍部險遭覆滅。這次敵人來得隱蔽,非常兇狠。剛一接火,我們警戒部隊就被打亂了,大部分人放棄了陣地,只有少數人在抵抗。一看形勢不好,軍部機關便開始轉移,但就是不見毛澤東和朱德、陳毅同志撤出。我心急如焚,邊跑邊喊,要部隊頂住,但卻不聽指揮。這時,道路已被敵人火力封鎖,我只好從稻田地里向山上跑。這里是水田,一腳踩下去,就被泥巴粘住。腳再拔出來時,鞋子已掉下來。幸好有鞋帶系著,就拖著鞋子跑。跑著跑著,還被絆倒了,身上沾滿了泥巴。也顧不得這些了,只想著趕快找人來救朱軍長和毛黨代表等。跑到山口時,正碰上同鄉(xiāng)彭睽同志,他是連黨代表。我上氣不接下氣地說:“彭睽,趕快組織火力支援,朱軍長、毛黨代表他們還沒有撤出來!”他一聽,抬手就是幾槍警告,同時高喊:“同志們,我們要頂住,軍首長還在后面,一定要掩護軍首長!”一下子部隊穩(wěn)定了許多。他們和其他部隊一起死死堵住山口,向敵人猛烈還擊,才使朱德、毛澤東、陳毅同志得以脫險。但朱德同志的革命伴侶伍若蘭同志卻負傷被俘,后被殘殺;朱德同志的四挺機槍,也被敵人搞掉了兩挺。事后,我想,這次如若不是彭睽同志及其他同志指揮有方,使毛澤東、朱德同志脫險,其后果真不堪設想!同時,也想到,我們的領袖毛澤東和朱德同志就是這樣從槍林彈雨中闖出來的!
這幾次出師不利,敗走麥城,使大家心里憋著一股勁,尋敵報仇的情緒很高。不久,在毛澤東、朱德同志的率領下,我們在大柏地打了一個大勝仗。全殲劉士毅部兩個團,繳獲槍支很多,背不了的都丟到河里去了。毛澤東同志下令,從軍長到伙夫,每人都要背一支槍。他雖然感冒頭疼,頭上裹了一條白毛巾,但以身作則也背了一支長槍。一九三三年夏天,我們又路經此地,毛澤東同志為紀念上次大柏地戰(zhàn)斗,填了一首詞《菩薩蠻·大柏地》。詞的下闋寫道:“當年鏖戰(zhàn)急,彈洞前村壁。裝點此關山,今朝更好看。”這的確是當時的真實寫照!
大柏地戰(zhàn)斗后,我軍乘勢攻下寧都,開到東固休整兩周隨后轉輾向閩西進軍。在長汀附近又殲敵一個旅,擊斃了旅長郭鳳鳴,紅軍名聲為之大振。在很短的時間內,紅軍迅速擴大到了一萬多人,編為三個縱隊。我在一縱隊任黨委秘書。隨著部隊的擴編,各種非無產階級思想也隨之蔓延起來,損害了部隊的戰(zhàn)斗力。加上毛澤東同志受到排擠,一度離開了紅軍領導崗位,招致了紅四軍出擊東江戰(zhàn)斗的失利。
1929年12月中旬,為了克服紅四軍內部的各種非無產階級思想,準備召開一個會議。重新回到紅四軍領導崗位的毛澤東同志,從白天到深夜,在他的住所一次又一次地召開由支隊、大隊領導干部和戰(zhàn)士代表參加的各種類型的調查會、座談會。會上,毛澤東同志不斷發(fā)問,親自作記錄,同與會同志進行熱烈討論,共同分析產生這些錯誤思想的原因,研究糾正
的方法,并幫助大家分清哪些是無產階級思想,哪些是非無產階級思想。毛澤東同志把這種調查方法稱之為“請進來”。不僅如此,他還同陳毅同志一塊冒著山澗凜冽的寒風,深入到部隊的各個駐地,從這個大隊步行到那個大隊,分別召開戰(zhàn)士調查會,鼓勵廣大紅軍戰(zhàn)士起來同各種非無產階級思想作斗爭。同時,他還主動征詢老鄉(xiāng)對紅軍的意見和要求。毛澤東同志又把這種調查方法稱之為“走出去”。當時,我和譚政同志把毛澤東同志所作的記錄、筆記整理出來,連同會議文件一起油印、裝訂,準備下發(fā)與會代表。
1929年12月底,古田上空瑞雪紛飛,使山川大地披上了素裝。著名的古田會議召開了。毛澤東同志作了關于政治決議案的報告,還多次講了話。朱德、陳毅同志也分別作了報告。與會代表一致通過了由毛澤東同志主持起草的古田會議決議。這次會議的成功,對我軍的建設具有重大意義。對此黨中央給予高度的評價,認為毛澤東復職仍任前委書記后,紅四軍“政治領導核心已確立”,“可使中央放心”。
古田會議剛結束,毛澤東收到了林彪寫給他的《新年賀信》。信中,林彪對時局和革命前途很悲觀,對建立鞏固的農村革命根據地缺乏信心。因此,他建議毛澤東采取流動游擊方式去擴大紅軍的政治影響。這實際上是流寇主義。毛澤東同志接到信后,思考了幾天,終于在1930年1月5日給林彪寫了一封長信。這封信是我收到的?春螅烂珴蓶|同志批評了林彪,我沒有直接交給他。而交給了縱隊黨代表彭祜(以后叛變)。當林彪看過此信后,臉色郁悶,沒有吱聲,順手把信放在桌子上。當時,為了教育部隊,便把信印發(fā)下去供大家學習。后來,毛澤東同志決定將此信定名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正式發(fā)表。在發(fā)表時,又作了修改,刪掉了林彪的名字。
到了1932年10月上旬,中共蘇區(qū)中央局召開了“寧都會議”。會上,毛澤東同志又受到了不公正的對待,被剝奪了軍事指揮權,調后方任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主席。毛澤東同志到汀州福音醫(yī)院,一面養(yǎng)病,一面作社會調查,并攻讀馬列主義理論。這時,中央政治保衛(wèi)處已改名為中華蘇維埃國家政治保衛(wèi)局,歸黨中央和國家主席雙重領導,我擔任國家政治保衛(wèi)局秘書長。當時陳正人同志也在福音醫(yī)院養(yǎng)病。我也住了一時期醫(yī)院。福音醫(yī)院院長是傅連暲。毛澤東同志曾約陳正人、傅連暲和我去吃飯。他顯得非;磉_、樂觀,在談論時局外,還不時講些笑話。我和賀子珍同志早在井岡山上就認識了,所以常去看望毛澤東、賀子珍同志。在他們的住處,我曾看到毛澤東同志在一些重要文件上所作的批注和劃的杠杠。房內擺著許多馬列主義理論書籍,如列寧的左派幼稚病、兩個策略、斯大林的論列寧主義基礎等。毛澤東同志作短期休養(yǎng)后,即回到中央政府,以全力投向蘇維埃政府的建設,使蘇維埃各項政策、制度,逐步建立、完善起來,各項工作不斷發(fā)展,中央革命根據地呈現出一片欣欣向榮的景象。
中央蘇區(qū)一至三次反“圍剿”的勝利,是在毛澤東同志直接指揮下取得的。如第一次反“圍剿”,把敵人從總指揮張輝瓚到伙夫、馬夫全部一網打盡。張輝瓚是我們第十師俘獲的。祝捷大會上,把他推到臺前宣布其罪行。以后兄弟單位開祝捷大會后,不知誰把他的頭砍下,裝在木盒里,順水漂到蔣管區(qū)去了。第二次反“圍剿”時,有人主張紅軍退出中央蘇區(qū)到四川去。經過毛澤東同志做工作,堅決進行反“圍剿”斗爭,結果在15天內,橫掃七百里,打了五仗,殲敵三萬余人,繳槍二萬余支,取得偉大的勝利。第三次反“圍剿”,取得的勝利則更大。第四次反“圍剿”時,雖然毛澤東同志被奪去了軍隊的指揮權,但錯誤的軍事路線尚未完全貫徹到紅軍中去,而毛澤東同志的正確政治路線和正確的戰(zhàn)略方針在紅軍中有深刻的影響,特別是周恩來、朱德同志運用毛澤東軍事思想指揮的藝術,所以,第四次反“圍剿”戰(zhàn)爭仍然取得了輝煌的勝利。每粉碎敵人一次“圍剿”,蘇區(qū)版圖就擴大一次。中央蘇區(qū)根據地確實是一片興旺景象。當時,群眾曾流傳“中國、外國不如興國,南京、北京不如瑞金”。這是蘇區(qū)群眾的自豪感和對毛澤東同志指揮英明的贊揚。可是,1933年7月,蔣介石糾集了一百萬軍隊對我根據地進行第五次“圍剿”。這時,“左”傾機會主義者的錯誤路線發(fā)展到了頂點,博古他們不懂軍事,就把第三國際派來的軍事顧問李德當成太上皇,他們說什么“中國已經存在直接革命形勢”,這次反“圍剿”是“革命道路和殖民地道路的決戰(zhàn)”,“國與國之間的戰(zhàn)爭”,提出“御敵于國門之外”,“分兵把口,處處設防,消極防御,死打硬拚”等口號。林彪也跟著他們一伙鼓吹“短促突擊”等拚命主義方針,反對毛澤東同志“誘敵深入”的正確方針和靈活機動的戰(zhàn)略戰(zhàn)術。正是在他們錯誤的路線指導下,使紅軍東堵西擋,完全陷于被動地位。這是第五次反“圍剿”失敗的一個主要原因。另外,他們在政治上實行極左政策。第五次反“圍剿”剛開始不久,發(fā)生了一件震撼蔣家王朝的大事件,就是蔣光鼐、蔡廷鍇的十九路軍,聯(lián)合國民黨內李濟深等一部分反蔣勢力,發(fā)動了“福建事變”,成立了福建人民政府,它主張抗日反蔣,主動和我們講聯(lián)合,于一九三三年十月二十六日同我們簽訂了反日反蔣初步協(xié)定。其中擬定給予紅軍以槍支、彈藥、物資等援助。為運輸的方便,要求紅軍建立一個飛機場。當時,我在國家政治保衛(wèi)局工作,軍委任命我為飛機場建筑委員會主任,下設幾個處,馮達飛同志任工程處長。有一次,我向毛澤東同志作了匯報,他指示說:這是粉碎敵人第五次“圍剿”的良機,你們一定要把這一有特殊意義的飛機場修好。遵照毛澤東同志的指示,我們帶領紅軍戰(zhàn)士和民工日夜奮戰(zhàn)。高質量地提前完成了任務。周恩來同志到機場視察后非常滿意,并準備了獎旗嘉獎我們?僧敃r“左”傾機會主義者拒絕與十九路軍和福建人民政府聯(lián)合作戰(zhàn)。他們根本不知道如何從軍事上利用福建事變去粉碎敵人的第五次“圍剿”。后十九路軍又派了一位代表前來談判,有一次還列席了我們的第二次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會上,有人當面指責說:“中間派別是最危險的敵人”,“第三勢力比反革命蔣介石還反革命”。他這樣一罵,弄得那位代表非常難堪,臉色紅一陣,白一陣。
當時,毛澤東同志很清楚地看到了這一點。盡管他已被奪了軍權,仍然與“左”傾機會主義者進行了斗爭,并提出了不少英明的主張。他曾向中央建議:“當福建事變出現之時,紅軍主力無疑地應該突進到以浙江為中心的蘇浙皖贛地區(qū)去,縱橫馳騁于杭州、蘇州、南京、蕪湖、南昌、福州之間,將戰(zhàn)略防御轉變?yōu)閼?zhàn)略進攻,威脅敵之根本重地,向廣大無堡壘地帶尋求作戰(zhàn)。用這種方法,就能迫使進攻江西南部福建西部地區(qū)之敵回援其根本重地,粉碎其向江西根據地的進攻,并援助福建人民政府?墒,臨時黨中央根本聽不進去。因此,當蔣介石進攻十九路軍和福建人民政府時,他們采取了坐山觀虎斗和見危不救的態(tài)度,使敵在輕而易舉地解決了十九路軍之后,又很快集中力量來對付紅軍。到1934年10月,中央主力紅軍雖經一年的艱苦奮戰(zhàn),也未能取得第五次反“圍剿”的勝利,使中央蘇區(qū)和紅軍遭到嚴重損失,終于被迫作戰(zhàn)略轉移——進行長征。所以長征是王明“左”傾機會主義路線者造成的。
1934年10月,長征開始時,“左”傾機會主義者又驚慌失措,轉變?yōu)橥藚s中的逃跑主義。部隊出發(fā)前,不作深入的政治動員,行動計劃只傳達到師一級干部,下面稀里糊涂。轉移時又不把握時機,主動殲敵,而是搞壇壇罐罐“大搬家”式的逃跑。對這種逃跑式的搬家,毛澤東同志形容為“叫化子打狗,一邊打,一邊走”。只要狗咬不著就行了,根本不想把狗打死。那時,“左”傾機會主義者,正是這樣,根本就不想消滅敵人,也沒辦法去消滅敵人。中央紅軍經過了三個月英勇奮戰(zhàn),付出了很大犧牲,才沖破了敵人第四道封鎖線(就是突破湘江的一仗)。這時,八萬多人的部隊,過湘江后只剩下三萬余人了。我五軍團的三十四師被敵切斷未能過江竟全軍覆滅!白蟆眱A路線的錯誤領導,使紅軍陷于極端危險的境地。
在中央紅軍長征之前,紅二、六軍團已向西進到湘鄂川黔邊界地區(qū),在那里建立根據地,有力地配合了中央紅軍的長征。在長征開始后,“左”傾機會主義者把希望放在與紅二、六軍團會合上。蔣介石為了阻擋中央紅軍與紅二、六軍團的會合,調來以五、六倍于紅軍的兵力堵截去路,妄圖“圍殲”中央紅軍。在這緊急關頭,毛澤東同志當機立斷,堅決主張放棄同紅二、六軍團會合的計劃,改向敵人力量較為薄弱的貴州前進。盡管博古、李德仍堅持要去湘西,但這個正確主張得到了中央軍委大部分同志的贊同。1934年12月,中央紅軍向貴州前進,一舉攻克黎平,并占領烏江南岸的猴場(草打)等地。1935年1月,紅軍英勇作戰(zhàn),強渡了烏江,解放了黔北重鎮(zhèn)遵義城,使中央紅軍脫離了險區(qū)。
在渡烏江時,軍委二局副局長錢壯飛在躲避飛機時失蹤了。當時軍委指示五軍團設法尋找。錢同志是長期做保衛(wèi)工作和情報工作的干部。早在上海時曾在黨中央擔任保衛(wèi)工作,中央蘇區(qū)時在國家政治保衛(wèi)局任偵察部長。當然,他掌握著黨和紅軍的很多重要機密。毛澤東同志很重視此事,他不但知道錢同志掌握著重要的機密,而且也了解他是個多才多藝的干部。所以他指示一定要找到這個人。當時五軍團把這一任務交給了我。我同錢同志在保衛(wèi)局共過事,我很為他的安全擔心,接受任務后,迅即帶一保衛(wèi)部隊,返回河對岸尋找了一個多小時,終未找到。這對革命是一很大損失。后來到延安,才知錢壯飛同志是被土匪綁去了,他在危難中曾寫信給在上海的妻子設法營救他,但其妻子也沒有辦法能營救得了,結果,錢壯飛同志就被土匪殺害了。至今我還深深懷念這位為黨作出過貢獻的老戰(zhàn)友。
中央紅軍在強渡烏江脫離險區(qū)之后,紅軍中廣大黨員和指戰(zhàn)員經過革命實踐的反復教育,深深懂得毛澤東同志的領導是一條正確的路線,大家熱切盼望毛澤東同志回到領導崗位,繼續(xù)領導全黨,統(tǒng)帥紅軍!而王明博古推行“左”傾機會主義路線,所造成的極大惡果,越來越引起大家的懷疑和不滿,紛紛要求撤換他們的領導職務。這就為遵義會議的召開,作了思想準備。
1935年1月,黨中央在貴州遵義召開了擴大的政治局會議,即具有偉大歷史意義的遵義會議。會議集中全力糾正了“左”傾機會主義在軍事上和組織上的錯誤,改組了中央領導機構,稍后,有毛澤東、周恩來、王稼祥同志組成的三人小組直接指揮全軍,結束了以博古為代表的“左”傾機會主義路線在黨中央的統(tǒng)治,確立了毛澤東同志在全黨的領導地位。從此,把黨的路線轉到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軌道上。這是經過多少流血犧牲,花了何等大的代價才得來的啊!
遵義會議,在革命最危急的關頭,挽救了黨,挽救了中國革命。它撥正了中國革命的航向,它“團結了黨和紅軍,使得黨中央和紅軍主力勝利地完成了長征,轉到了抗日的前線陣地”。遵義會議,是我黨和我國革命發(fā)展史上一個偉大的轉折點,也是我黨從幼年的黨轉到成熟的黨的標志。從此,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革命,就一直在毛澤東同志的英明領導下,從勝利走向勝利。
遵義會議后,中央紅軍在毛澤東同志的英明指揮下,采取機動靈活的戰(zhàn)略戰(zhàn)術,巧妙地調動敵人,迅速掌握了戰(zhàn)略上的主動權。
長征中四渡赤水,毛澤東同志用兵如神,高超的軍事指揮藝術,出奇制勝的戰(zhàn)略思想至今仍留在我的記憶里,值得我們很好學習。
長征中,我紅五軍團的任務是掩護全軍實行安全轉移的戰(zhàn)略任務,一路都是打的后衛(wèi)阻擊戰(zhàn)。因此,對路線的正確與否,感受最深。遵義會議前,我們后衛(wèi),天天挨打,最艱苦,最疲勞,損失最大,補充最小。部隊官兵意見很大。特別惱火的是對那位“獨立房子先生”的插隊。所謂“獨立房子先生”,就是那個太上皇李德,他住的房子,是個四邊不靠的一座獨立房子,大家諷刺稱他為“獨立房子先生”。遵義會議前,他在行軍中插隊,大家敢怒不敢言。但遵義會議后,他再插隊時,大家就噓吼他,從此他就不敢插隊了。
在四渡赤水過程中,五軍團仍然是后衛(wèi),但指戰(zhàn)員情緒非常高漲,夜間行軍,白天戰(zhàn)斗,吃不上飯,睡不成覺,一夜走八、九十里。有的病員說:“要是在幾個月前我早垮了,那時心里不明白呵!現在明白了。跟著黨走沒有錯,這點病不算什么,一定能勝利走到新的根據地!”為了掩護主力渡金沙江,我五軍團奉命在石板河一帶阻擊敵人。利用有利地形頑強阻擊,敵人每天最多只能前進七、八里。打到第五天,敵人兩個縱隊云集山下,形勢逼人。當時,五軍團個別領導采取懷疑態(tài)度。毛澤東同志和黨中央為此派李富春同志來到我們五軍團,在高干會上,他告訴我們說,現在只有皎平渡一個渡口,而且只有幾只小船可以渡江。毛澤東同志正在親自指揮數萬紅軍日夜渡江,F在已渡過三分之二,只要再堅持三天三夜,蔣介石數十萬軍隊的圍追堵截即要宣告破產。最后李富春同志以極其堅定的語調說:“毛澤東同志要我告訴同志們,中央相信五軍團定能完成這個偉大而艱巨的任務。”毛澤東的指示傳到部隊,化成了無比堅強的戰(zhàn)斗力量。戰(zhàn)士們說:“人在陣地在,堅決完成任務!”“告訴黨中央和毛主席,就是五軍團打光了,也要掩護主力安全過江,不要說三天三夜,就是十天十夜也守得住!蔽覀円砸划斒,以十當百,勝利完成了掩護任務。當我們撤出陣地,一口氣跑了五十里趕到江邊,渡過金沙江,把幾支小船燒了,以后敵人趕到岸邊,只好“望洋興嘆”!過江后,我們在會理附近和一、三軍團會合,進行了短期休整。當時五軍團政治部文化科科長黃鎮(zhèn)同志編了一個活報劇《一只破草鞋》,由軍團“猛進”劇團演出,在全軍會演中獲得一等獎。這個劇生動地歌頌了毛澤東同志指揮的英明,使紅軍在十分艱難危急的情況下戰(zhàn)勝了敵人的圍追堵截,也深刻地嘲諷了蔣介石這個笨蛋,指揮數十萬人馬,跋涉數千里,尾追我軍到金沙江邊,卻毫無所得,只拾到我們戰(zhàn)士穿的一只破草鞋。同時,也說明當時紅軍政治、文化生活十分活躍,在那樣緊張的戰(zhàn)爭環(huán)境中,短短幾天就自編自演了這樣的節(jié)目,表現了緊張的戰(zhàn)斗作風和高度的革命樂觀主義精神。
我們從親身經歷四渡赤水的整個戰(zhàn)斗中,深深體會到,毛澤東同志高瞻遠矚,全局在胸,善于根據情況的變化,以高超的軍事指揮藝術,機動靈活的戰(zhàn)略戰(zhàn)術,巧妙地隱蔽我軍戰(zhàn)略意圖,有計劃地調動敵人,牽著敵人的鼻子走,聲東擊西,避實擊虛,力爭主動,力避被動,真是用兵如神。四渡赤水之戰(zhàn),生動地體現了毛澤東同志偉大的軍事思想和戰(zhàn)略戰(zhàn)術,是我們學習運用辯證唯物論指導戰(zhàn)爭的光輝典范。
在四渡赤水過程中,當時擔任一軍團軍團長的林彪,對變化著的戰(zhàn)爭實際視而不見,極力反對毛澤東關于尋求新的機動作戰(zhàn)的方針。一渡赤水后,林彪抗拒軍委關于向扎西集結的命令,提出“弄清我們在何處,再給我們命令”,并要軍委和紅軍主力向他靠攏。在毛澤東同志的多次批評督促下,林彪整整拖了四天,最后才不得不帶動部隊向指定地區(qū)集中。二渡赤水后,林彪夸大困難,不敢打婁山關和向婁山關以南地區(qū)實施迂回包圍。當紅軍占領婁山關等地后,他又抗拒軍委指示,不敢直追逃敵,直下遵義。在渡金沙江前后,林彪公開反對毛澤東同志的正確領導,甚至說毛澤東的指揮是“鞋底板擦油,會拖垮部隊”,“現在領導不成了”,要彭德懷出來指揮。并寫信要挾黨中央撤換主持中央和軍委工作的毛澤東同志和朱德同志。林彪的這些錯誤作法,在會理會上受到了毛澤東同志和黨中央的嚴厲批評。毛澤東說:“毛孩子,懂得什么!”這就是批評林彪的。關于林彪要求撤換毛澤東、朱德同志的領導問題,1972年,我被林彪反革命集團關押五年之后,第一次看到朱德同志時,朱德同志還親自向我談過這事。
毛澤東同志在井岡山、中央蘇區(qū)、長征中的偉大革命實踐,這里我所記述的僅是片斷回憶,他在中國革命危難時的偉大歷史功勛,是永垂史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