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滄桑深情--憶毛澤東同志

陳士榘
2003年12月12日15:47 人民網(wǎng)

  1976年9月9日,當毛澤東同志離開我們長眠于世的時候,我這個從青年時期就受教于毛澤東的老戰(zhàn)士,默默地守在他的靈堂,悲痛欲絕,淚流不止。十多年來,雖生死隔世,而思念之情卻無時或己。


   走井岡山的道路

  1927年4月12日,數(shù)萬名共產(chǎn)黨人和革命者頃刻間倒在了蔣介石的槍口下。緊接著,國民黨右派從城市到農(nóng)村對革命勢力展開了全面的大屠殺。那時候,我正在家鄉(xiāng)湖北省荊門縣同幾個青年搞農(nóng)會運動,殺了個惡霸地主,被列為“暴徒”遭到夏斗寅部隊的追捕。被迫逃到武漢市的叔叔陳雨蒼家。陳雨蒼是留學法國的醫(yī)學博士,中共地下黨員,在他的啟發(fā)和引導下,我在武漢加入了共產(chǎn)主義青年團,參加了討蔣叛變的群眾活動。同年7月7日,我參加了黨領導的盧德銘警衛(wèi)團。9月9日,又隨該團參加了秋收起義。

  一個團的武裝力量同當時遍布城鄉(xiāng)的國民黨軍隊相比,是微不足道的。無論在數(shù)量上和裝備上都不是敵人的對手。不要說作戰(zhàn)了,就是連生存立腳都是十分困難的。然而就是我們這個團,后來成為中國工農(nóng)紅軍的一支骨干力量。經(jīng)歷了湘贛邊秋收起義的失敗,竟奇跡般地發(fā)展壯大起來。這其中的端尾并非人們都了解的。秋收起義失敗后的慘狀,至今我仍記憶猶新。起義的四個團中,第四團叛變,一、二、三團損失嚴重,部隊被打散了。秋風瑟瑟,長夜漫漫,我們這些首戰(zhàn)失利的青年,不知道下一步該往哪里走。

  根據(jù)前敵委員會的命令,師部和我所在的第3團余部在瀏陽縣文家市會合。9月20日,部隊準備出發(fā),我在村頭值星時,接待了一位頭蓄長發(fā)、身穿藍布長衫的先生,他就是毛澤東委員。

  毛澤東不顧長途跋涉的疲勞和傷痛,當晚就在文家市里仁學校召開了會議,討論部隊進軍的方向問題。師長余灑度極力主張攻打長沙。毛澤東則不同意。他說:當前敵強我弱,敵大我小,敵人的力量主要在城市,現(xiàn)在進攻城市已經(jīng)不可能。要改變打長沙的計劃,轉移到敵人力量最薄弱的農(nóng)村去,在農(nóng)村搞土地革命,發(fā)動群眾,堅持武裝斗爭,建立根據(jù)地,才能保存和發(fā)展革命力量。他指著一張地圖形象地說道:這里有一塊象眉毛似的地方,叫羅霄山脈,地處湘、贛、鄂、粵、閩五省交界的地方,特別是中段井岡山,適合我們建立革命政權,作落腳點。毛澤東從地理環(huán)境、政治影響、群眾基礎和經(jīng)濟情況等方面作了分析,指出羅霄山脈中段的有利條件。這里地勢險要,山高林密、峭壁叢立,進可以攻,退可以守,軍事割據(jù)站得;它離城市較遠,敵人的統(tǒng)治力量薄弱,而革命的一舉一動都可以影響湘贛兩省,有很大的政治意義;這里有自給自足的自然經(jīng)濟和較好的群眾基礎,大革命失敗后,反動統(tǒng)治還未來得及摧毀這里的革命力量。這是個聚集革命力量發(fā)展革命勢力的好地方。

  毛澤東講的句句在理,使前敵委員會的同志倍受啟發(fā),得到以盧德銘為代表的多數(shù)委員的贊成和支持,決定向羅霄山脈中段進軍。

  第二天,9月21日清晨,文家市里仁學校的操場上,一千五百多名起義軍官兵和三百多當?shù)馗刹俊⑷罕娐N首以待,以十分激動的心情聆聽毛委員的講話。此時,毛澤東也顯得非常興奮,他仍然穿著一身藍布長衫,脖子上圍著一條黑條紋白方格的長巾,看上去都是土布,一副典型的鄉(xiāng)村教師打扮。但他的講話卻深深打動了人們的心。毛澤東微笑著揮動雙手說道:我給中國革命“算個八字”(即對中國革命形勢的分析)。當前中國革命正處在低潮,但是革命的高潮會很快到來,多快呢?這要看我們的工作和形勢的發(fā)展了。因為中國是個半殖民地半封建國家,貧窮落后,人民處于水深火熱之中,日子很不好過。中國革命的歷史任務沒有完成。中國是一把干柴,只要點上一把火,就會燃燒起來。只要我們工作做得好,把革命勢力發(fā)展起來,困難是暫時的,革命一定會勝利!操場上群情激昂,有的情不自禁地鼓起掌來。毛澤東指著我們詼諧地說:你們還年青,嘴上還沒有毛,我比你們年紀大,都想看到中國革命的勝利,何況你們年青人呢?我希望革命勝利后,大家都健在,都能看到勝利!毛澤東再一次強調了建立革命根據(jù)地的重要性。他說,我們要生存,要發(fā)展,就要建立根據(jù)地和革命政權。他還講了一個既熟悉又新鮮的問題。他說中國的土匪,是歷朝歷代都沒有解決了的,從來沒有消滅過。我們也上山當“大王”。反動分子罵我們是“匪”,我們不是那種打富濟貧的土匪,我們是共產(chǎn)黨領導的革命武裝,有正確的政治主張和政策,敵人更消滅不了我們,我們卻要推翻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的統(tǒng)治,消滅人吃人的剝削制度,建立一個人民當家作主的新中國。

  毛澤東的講話,盡管不是都能理解,但是推翻反動統(tǒng)治,建立人民當家作主的新中國,卻是我們晝思夜盼的理想目標,只是在革命處于低潮,革命力量極其弱小的白色恐怖中,怎樣實現(xiàn)這一目標,在我們思想上還是渺茫的。毛澤東高屋建瓴,第一次把這一理想目標和通向目標的道路,說得這樣明白,使我十分興奮。我一個剛剛參加革命的青年,就受到這樣的思想啟迪,遇到這樣的導師和領路人,深感幸運和自豪。

  建設新型的人民軍隊

  永新縣境內的三灣村,以著名的三灣改編而載入史冊。

  1927年9月29日,毛澤東率領文家市會合的秋收起義部隊,經(jīng)過長途跋涉,艱苦轉戰(zhàn),到達三灣村。由于疲勞、饑餓加上疾病的襲擾,當時已不足千人。但部隊仍然是起義時的編制,官多兵少,槍多人少,一人要背兩三支槍,還要由牲口馱一部分。部隊編制已經(jīng)不適于作戰(zhàn)。在部隊成員中,多數(shù)是經(jīng)過戰(zhàn)斗鍛煉和考驗的黨、團員和工農(nóng)運動的骨干。有少數(shù)人,在戰(zhàn)斗失利,環(huán)境艱苦的條件下悲觀動搖,有的離隊逃跑。如不迅速改變這種狀況,則難以完成艱巨的革命任務。

  在這個關鍵時刻的關鍵問題上,毛澤東成竹在胸,到達三灣的當天晚上,便立即組織召開了前敵委員會,決定對部隊進行整編。

  第二天,部隊在有千年歷史的一棵大楓樹下集合。由于戰(zhàn)斗失利,人員減少,人們的精神是沉默的。只有當身材高大魁偉的毛澤東向我們走來時,大家的情緒才開始活躍起來。他的和藹態(tài)度使人感到親切,他的樂觀精神令人鼓舞。他始終微笑著。給我們講述了整編的意義,并宣布了三條:

  一、我們是中國共產(chǎn)黨絕對領導下的人民軍隊。我們的軍隊就是黨軍,但不這樣稱謂,還是叫工農(nóng)革命軍。

  二、連隊建立黨支部,黨代表,成立士兵委員會。

  三、加強政治工作,部隊除執(zhí)行戰(zhàn)斗任務外,還要做黨的政治主張的宣傳工作。我們是武裝宣傳隊。

  針對一些同志的悲觀情緒,毛澤東鼓勵大家說:同志們,敵人只會跟在我們屁股后面放冷槍,這有什么了不起?大家都是娘生的,敵人有兩條腿,我們也有兩條腿,我們這兩條腿就能走革命的路。賀龍同志兩把菜刀起家,現(xiàn)在當軍長,帶了一個軍。我們現(xiàn)在有兩個營,又有這么多槍,還怕干不起來嗎?你們都是起義出來的,一個可以當敵人十個,十個可以當他一百個,我們有這幾百人的部隊,我們怕什么?失敗一兩次有啥了不起,沒有挫折和失敗,就不會有成功!

  毛澤東一席話,說得大家喜上眉梢,情緒激昂。隊伍解散后,我們許多人還在議論:毛委員都不怕,我們怕個啥!每當我們看到毛澤東的身影,聽到他的講話,就感到精神振奮,渾身就充滿了力量。

  在三灣,部隊進行了整編,把一個師編為一個團,番號為工農(nóng)革命軍第一師第一團。下設一、三兩個營,七個連,還有軍官隊、衛(wèi)生隊、錙重隊,一、二、三連為第一營,七、八、九連為第三營,第四連為特務連。我被編在一連當戰(zhàn)士,連長員一民,黨代表熊壽棋。

  當時還重新任命了一批干部,同時對動搖不定的人,在做好思想工作的基礎上,進行了處理,發(fā)給路費,希望他們回本地繼續(xù)革命。

  三灣改編,不僅是組織上的整編,更重要的是進行了政治思想上的建軍,確立了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毛澤東提出,在部隊中建立各級黨的組織,黨支部建在連上,班排設黨小組,營、團建立黨委,整個部隊由以毛澤東同志為書記的前敵委員會統(tǒng)一領導,規(guī)定重大問題均由黨委討論決定。從此,部隊有了堅強的領導核心。毛澤東的這一措施,既是對第一次大革命經(jīng)驗的總結,又是對我軍建軍原則的重大發(fā)展。當時黨的活動還是不公開的,但我們都知道,會做工作,遵守紀律,革命堅定,作戰(zhàn)勇敢的人多是共產(chǎn)黨員,黨員在人們的心目中都是樣板。黨組織的正式建立,為充分發(fā)揮黨員的先鋒模范作用提供了組織保證和思想保證。部隊不僅有堅強的戰(zhàn)斗力,而且有巨大的向心力,許多人變得更加堅定起來。

  1927年10月,在酃縣水口,根據(jù)毛澤東同志的要發(fā)展一批工農(nóng)骨干入黨的指示,我和一些骨干分子也加入了黨組織。毛澤東親自主持了入黨儀式,帶領黨員宣誓,并講了黨課。這是我在革命生涯中的巨大轉變,也是我從此有了新的政治生命,心情十分激動。堅決革命,服從組織,為共產(chǎn)主義事業(yè)奮斗到底,成為我終身的奮斗目標。

  三灣改編,還確定了在軍內實行民主政治制度,連以上建立各級士兵委員會。士兵委員會是由民主選舉產(chǎn)生的群眾組織,在黨組織領導下搞政治民主和經(jīng)濟民主。毛澤東對我們說:有事大家來做,連隊有什么問題,士兵可以向上反映。士兵委員會明確規(guī)定:官兵平等,不準打罵士兵,廢除繁瑣禮節(jié),實行經(jīng)濟公開,士兵有開會說話的自由,盡管初期士兵委員會的活動有過曲折,但毛澤東很重視對這個新生事物的工作引導。他立足于建設新型軍隊的全局。既反對無政府主義,又反對軍閥殘余作風。

  經(jīng)濟民主雖然是簡單的,但由于士兵會派人管理伙食,清理帳目,還給大家分伙食尾子,在南瓜湯里鹽都沒有的艱苦條件下,我們卻精神飽滿,作戰(zhàn)勇敢,十分熱愛紅軍生活,并經(jīng)常唱著一首歌謠:“當兵就要當紅軍,處處工農(nóng)來歡迎,官長士兵都一樣,沒有人來壓迫人”。我把分到的伙食尾子積成兩塊光鋼洋,還高興地做了一身便衣穿。清新的民主政治空氣,使我們這支于艱難奮斗中的紅軍隊伍成為一個火熱的大熔爐。從白軍過來的人感受最深,他們說,紅軍和白軍是截然不同的兩個世界,沒想到紅軍這么好。正如毛澤東同志后來所說的:“同樣一個兵,昨天在敵軍不勇敢,今天在紅軍很勇敢,就是民主主義的影響!

  “民主”這個令人向往的字眼,一旦付諸實踐,竟能產(chǎn)生巨大的威力,它成為毛澤東建軍思想的一個重要內容和突出特點。

  美麗的三灣村,給我留下了難忘的印象,當年在大樹下參加改編的老戰(zhàn)士,如今只有我和張宗遜、韓偉三個人了,這使我更加懷念毛澤東和犧牲的戰(zhàn)友們。

  我在水口入黨后,約在1927年11月中旬,參加了打茶陵。當時因為毛澤東的腳傷還沒好,是由黨代表宛希先、團長陳浩帶領攻打的。戰(zhàn)斗勝利結束后,我們一營就住在匯文中學。接著便成立了茶陵縣人民委員會,委任譚梓生為縣長。由于沒有經(jīng)驗,開始仍按舊章程辦事,毛澤東知道后即寫信指出:不能組織那種舊衙門式的政府,要組建工農(nóng)兵代表會議政府。宛希先遵照毛澤東同志的指示信,撤消了縣人民委員會,并于11月28日召開工農(nóng)兵代表大會,選舉產(chǎn)生了湘贛邊界第一個紅色政權,即茶陵縣工農(nóng)兵政府,縣政府由選出的三個常委組成,譚震林是工人代表,李炳榮是農(nóng)民代表,我是士兵代表。我們三人實行集體領導,主要是為部隊籌糧籌款,并組建了茶陵縣游擊大隊等武裝組織,縣政府還出了石印的布告,印著長條形的政府印鑒和我們三個常委的名字,毛澤東看到布告后,曾和我開玩笑說:陳士榘同志,你作了縣太爺啦!

  我軍先后三次打茶陵,前兩次都比較順利,第三次遇上敵人的正規(guī)軍吳尚的獨立團,由于我們團長陳浩、副團長徐恕等人企圖拉出部隊投敵叛變,導致戰(zhàn)斗失利。毛澤東聞訊趕到湖口,逮捕了陳浩等人,將部隊帶回寧岡礱市,我也隨茶陵縣政府和游擊隊撤回礱市。在這里召開了大會,毛澤東總結了在茶陵開展工作的經(jīng)驗教訓,正式提出了工農(nóng)革命軍的三大任務:第一,打仗消滅敵人;第二,打土豪籌款;第三,宣傳群眾,組織群眾,武裝群眾,幫助群眾建立革命政權。

  此后,毛澤東繼續(xù)以極大的精力進行創(chuàng)建井岡山根據(jù)地的工作。1928年元旦,他率領紅軍在遂川大坑大敗蕭家壁反動武裝后,即分兵三路在大坑、于田、草林等地開展游擊活動,打土豪、籌款子、建立革命政權。1月8日,在毛澤東同志主持下,中共遂川縣委在該縣城天主教堂宣告成立了。不久,萬安縣建立蘇維埃政府,中共酃縣特別區(qū)委、中共蓮花縣特別支部等相繼成立。落實三大任務的工作如火如荼。根據(jù)地建設迅速發(fā)展。

  1928年6月,毛委員在永新縣委所在地西鄉(xiāng)塘邊村住了一個多月,他幾乎手把手的教導我們如何展開游擊戰(zhàn),建立革命政權。他說:在有敵人進攻的時候,要集中起來進行戰(zhàn)斗,這是戰(zhàn)斗隊;在敵被打垮以后或兩個戰(zhàn)斗的間隙中,要分散做群眾工作,這又是宣傳工作隊。因此,我們部隊除了打仗,還要做群眾工作。這就必須搞好社會調查,建立地方政權,發(fā)展黨員,建立黨支部(當時不公開),給窮人分田地。那時我們一個班在永新縣做了一個鄉(xiāng)的群眾工作,發(fā)展黨員、建立黨支部和工農(nóng)兵政府。以后部隊形成了習慣,每到一地,總要把做工作、搞調查當作政治任務來完成,幾乎人人都學會了這套本領。例如,社會調查是一項很細致的工作。調查內容有:人口、土地、經(jīng)濟、社會政治狀況等,尤其要弄清一個地方的地主、富農(nóng)、中農(nóng)、貧雇農(nóng)、地主兼商人有多少。一般都要在三、五天內完成。在做好社會調查和群眾工作的基礎上,就可以成功地召開群眾大會,宣布分配土地和建立政權的任務。群眾的積極性起來了。參軍參戰(zhàn)等各項工作都搞得熱火朝天,我們的力量便一天天壯大起來。三大任務在以后召開的古田會議決議中,作為紅軍黨的法規(guī)固定下來。

  1927年10月,毛澤東率領部隊沿湘贛邊向南行動,路經(jīng)大汾鎮(zhèn)時遭到敵人伏擊,擔任前衛(wèi)的三營被隔斷,繼續(xù)南下向桂東方向走去,我們一營和團直屬隊重新集合起來,準備上井岡山。當時就在荊竹山下山溝里一個小村子宿營。

  第二天清晨,部隊在村邊大路旁集合。毛委員來到了隊列前,站在路邊的石坎上開始講話,部隊頓時肅靜下來。毛澤東首先介紹了一個頭戴禮帽身穿便衣長衫的人,說他就是山上的一支隊伍派來歡迎我們上山的。毛委員簡要地講了井岡山的情況,便說道:今天,我們就要上井岡山,要在那里建立根據(jù)地。大家一定要和山上的群眾搞好關系,要和王佐的部隊搞好關系,做好群眾工作,沒有群眾的支持,根據(jù)地是建立不起來的。于是他宣布了三項紀律:第一,行動聽指揮;第二,不拿工人農(nóng)民一點東西;第三,打土豪要歸公。為什么要規(guī)定這三項紀律,毛澤東又作了些解釋。因為當時部隊中還存在舊軍隊的思想影響,違犯紀律,隨便拿群眾的東西等。上山后還有個對王佐、袁文才的部隊的影響問題。就人民群眾來說,最討厭舊軍隊抓夫、派差、拿東西不給錢,動不動打人罵人。毛澤東說:我們是共產(chǎn)黨領導下的人民軍隊,軍民關系、官兵關系都要搞好。這給我印象很深刻。就在前幾天,我們班在行軍休息的時候,還有人到老百姓地里撿過一塊紅薯,當時大家還不以為然,經(jīng)毛委員一講,我們才認識到這是違犯群眾紀律的行為。

  為了轉變大家的思想,樹立軍隊嚴格的紀律政策觀念,毛澤東同志經(jīng)常深入進行教育,并及時提出和規(guī)定具體的政策紀律。沒過幾天,在遂川城里向部隊宣布了六項注意:一、上門板;二、捆鋪草;三、說話要和氣;四、買賣公平;五、借東西要還;六、損壞東西要賠。

  1929年初,紅四軍離開井岡山向贛南閩西進軍。在開辟新根據(jù)地的過程中,毛澤東又根據(jù)當?shù)厝罕姷娘L俗習慣,將“六項注意”改為“八項注意”,新添了兩條:洗澡避女人和大便挖廁所,以后又改為“院子打掃干凈,挖衛(wèi)生坑(廁所)!边@樣,我們很快就把群眾意見最大的兩個問題糾正了,一種新型的軍民關系終于建立起來了。

  自從1929年以后,戰(zhàn)斗更加頻繁,勝利一個接著一個,俘虜大量增加。毛澤東同志又將“八項注意”增加為“十項注意”,即寬待俘虜和進出要做宣傳工作。最后,又將“十項注意”改為“八項注意”。其內容更豐富概括和具有針對性。例如,“打土豪要歸公”改為“一切繳獲要歸公”;“不拿工人農(nóng)民一點東西”改為“不拿群眾一針一線”,等等。

  從“三項紀律、六項注意”開始,經(jīng)過豐富和發(fā)展,形成現(xiàn)在的“三大紀律、八項注意”,傾注了毛澤東的心血和智慧。它集中體現(xiàn)了新型人民軍隊的本質,是我軍建軍原則的重要組成部分。終于圓滿地塑造了新型人民軍隊的美好形象。

  神出鬼沒的游擊戰(zhàn)術

  確立游擊戰(zhàn)戰(zhàn)術原則,也是經(jīng)歷了一個認識過程的。當時紅軍中的軍事指揮員,大部分是從黃埔軍校出來的學生。他們學習的是舊軍隊的一套指揮和管理辦法。而在敵強我弱的情況下,怎么打仗,怎樣才能有效地消滅敵人,保存和發(fā)展自己?這在教科書上是找不到答案的。在井岡山時期,毛澤東在講話或同我們聊天時,經(jīng)常談到這個問題。1927年12月,第三次打茶陵失敗后,他同大家一起總結經(jīng)驗教訓時,專門談到怎么打仗的問題。他說:打仗象做買賣一樣,賺錢就來,蝕本不干,現(xiàn)在敵強我弱,不能用過去的那套戰(zhàn)法,更不能硬拼,要根據(jù)敵我情況,在消滅敵人、保存自己的原則下,來個戰(zhàn)術思想的轉變。他講了中國古代兵書以弱勝強的戰(zhàn)例,還特別提到井岡山上的一件事,說過去井岡山有個老土匪,同官軍打了幾十年的交道,總結出一條經(jīng)驗,叫做:不要會打仗,只要會打圈兒。毛委員笑道:打圈是個好經(jīng)驗。不過他打圈是消極的,不是為了消滅敵人,擴大根據(jù)地。我們改它一句:既要會打圈,又要會打仗。打圈是為了避實擊虛,強敵來了,先領他轉幾個圈子,等他暈頭轉向暴露出弱點以后,就抓準,狠打,打得干凈利落,打得要有收獲。既消滅了敵人,又繳獲了武器,最后他饒有風趣地概括道:打得贏就打,打不贏就走;賺錢就來,蝕本不干。這就是我們的戰(zhàn)術。

  不久,毛澤東指揮我們打寧岡,果然取得大勝利。為了提高部隊的戰(zhàn)術思想水平,毛澤東又系統(tǒng)地總結出“敵進我退,敵駐我擾,敵疲我打,敵退我追”的游擊戰(zhàn)術十六字訣,以及“分兵以發(fā)動群眾,集中以應付敵人”和“固定區(qū)域的割據(jù),用波浪式的推進政策;強敵跟蹤,用盤旋式的打圈子政策”等等。從而創(chuàng)造了以弱小紅軍戰(zhàn)勝強大敵人的正確作戰(zhàn)原則和一套嶄新的作戰(zhàn)方法。著名的“龍源口大捷”,創(chuàng)造了以弱勝強的光輝戰(zhàn)例。

  統(tǒng)一戰(zhàn)線的成功經(jīng)驗

  在井岡山時期,我們遵照毛澤東提出的建軍原則和游擊戰(zhàn)戰(zhàn)術原則,卓有成效地進行了一系列的軍事斗爭,并且在政治上成功地改造了袁文才、王佐的農(nóng)民隊伍,升編為紅軍的建制。這件事不僅對于我們能夠在井岡山站穩(wěn)腳跟,建立和發(fā)展井岡山革命根據(jù)地,有重要作用和意義,而且在此后的復雜斗爭中,為建立廣泛的統(tǒng)一戰(zhàn)線,團結、改造舊軍隊和中間勢力,提供了寶貴的經(jīng)驗。

  團結、改造袁文才、王佐兩支農(nóng)民武裝的方針,是前委在古城會議上確定的。實際上,在此之前三灣改編時,毛澤東就已經(jīng)講了這個思想。當時他說,井岡山已有兩支農(nóng)民武裝,我們要在井岡山立腳,創(chuàng)立根據(jù)地,必須和山上的兩支武裝力量的首領袁文才、王佐以及他們的部隊,搞好團結,搞好聯(lián)合。他說,我們要聯(lián)合一切革命力量,還要搞統(tǒng)一戰(zhàn)線,去爭取一切中間勢力!敖y(tǒng)一戰(zhàn)線”這個嶄新的字眼,在三灣改編時首先提出來,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27年10月3日,工農(nóng)革命軍在古城召開的前委擴大會議上,專門分析和研究了如何對待袁、王兩支地方武裝的問題。毛澤東在會議上說:如果我們不和這兩支農(nóng)民自衛(wèi)軍搞好關系,我們在井岡山就站不住腳。要與袁文才、王佐搞好關系,不使他們反對我們。他還說,遂川有個蕭家璧、永新有個尹道一,寧岡有個張開陽等,一些地方的反動武裝,這就要求我們和袁、王搞好團結。毛澤東極力主張聯(lián)合袁、王農(nóng)民自衛(wèi)軍,首先與他們建立軍事統(tǒng)一戰(zhàn)線。

  由于袁、王部隊都是由綠林武裝改編為農(nóng)民自衛(wèi)軍的,部隊中沒有建立黨的組織和政治工作制度,流寇思想和綠林習氣很重,沒有政策觀念,主要靠江湖義氣和封建幫會關系鞏固內部。根據(jù)這一狀況,前委確定了團結、改造袁、王部隊,并幫助其發(fā)展的正確方針。

  團結、改造工作的第一步,是取得聯(lián)系,做好袁文才、王佐的思想工作。為此,在三灣改編時,毛澤東就派人送信給袁文才,袁文才也派寧岡黨組織負責人龍超清以及袁的秘書陳慕平等人作為代表來到了三灣。毛澤東向他們講了要團結合作的問題,并送給袁文才一百余支槍,袁答應做山上王佐的工作。雙方建立了初步聯(lián)系。

  為了實現(xiàn)對袁、王部隊的團結改造,毛澤東一面派人聯(lián)系袁文才,同時還對王佐進行了耐心的爭取和教育工作。由于送給王佐一些槍支,起了不小的作用,使他開始把我們看作是幫助他進步的朋友。毛澤東知道王佐在山上還有一千多畝水田,便對他講:保持土地菩薩是不行的,不要相信真有什么土地菩薩,土地是農(nóng)民開發(fā)出來的,不讓農(nóng)民得到耕地,農(nóng)民會不擁護我們的。我們也會站不住的,要看遠一點。王佐聽了毛澤東的話,終于把土地分給了農(nóng)民。

  通過對袁、王的耐心教育和真誠幫助,解除了他們的疑慮,取得了他們的信任與合作,使我們的部隊順利地在茅坪“安家”,在井岡山立腳,并為改造袁、王部隊創(chuàng)造了條件。

  袁文才在大革命時期就加入了中國共產(chǎn)黨,并接受了中共寧岡支部的領導,參加了奪取寧岡縣政權的武裝暴動。他的部隊政治素質比王佐的部隊要好一些。針對袁、王兩部的不同情況,確定了改造工作的不同重點。對袁文才部,主要是幫助進行軍事訓練,提高其軍事素質,派出了徐顏剛、游雪程、陳伯鈞等幫助袁部練兵。對王佐部隊的改造,則側重于加強思想政治工作和組織的整頓。這一工作主要由何長工負責。毛澤東對改造王佐部隊的意義和策略問題,當面向何長工作過多次指示。他強調:把他們爭取過來改造好了,不僅使“北門的拳頭越打越多”,鞏固了我們的后方;同時還為改造舊軍隊摸索一些經(jīng)驗。

  經(jīng)過一個多月的耐心工作,袁、王及其部隊發(fā)生了重大變化。袁、王二人心服口服,稱贊“毛澤東是中央人才,毛澤東派的人有辦法”。1928年2月上旬,經(jīng)前委批準,在寧岡大隴舉行了袁文才、王佐兩支農(nóng)民自衛(wèi)軍升編大會,宣布了兩部合編為中國工農(nóng)革命軍第一師第二團,下轄兩個營,以袁部為基礎組成第一營,以王部為基礎編為第二營;袁文才為團長兼第一營營長,王佐為副團長兼第二營營長,何長工為黨代表。第二團成立后,根據(jù)毛澤東的指示,按照黨的建軍原則,終于將這兩支地方武裝改造成為一支新型的人民軍隊。

  迎接朱德上井岡

  毛澤東率部上井岡山后,一直關心周恩來、朱德、賀龍、葉挺、劉伯承等領導的南昌起義的部隊。由于南昌起義、秋收起義均告失敗,白色恐怖籠罩全國,革命處于低潮!皣y思良將”,上山不久,毛澤東就派何長工去湖南省委和湘南特委聯(lián)系,以打探南昌起義部隊的下落,尋找朱德,并相機聯(lián)絡附近地區(qū)的革命力量。

  何長工當初和我同是盧德銘警衛(wèi)團的戰(zhàn)士,也是同班戰(zhàn)友,他當我的班長。參加秋收起義后又一起跟隨毛澤東上了井岡山。何長工兩次下山,三見朱德和陳毅,歷經(jīng)艱險。

  1928年4月24日,何長工率二團到達礱市,兩天后,朱德、陳毅率部進山也趕到礱市,我隨毛澤東率領的一團,兩天后也趕回礱市。此時,礱市充滿了空前的喜慶氣氛,象盛大節(jié)日似的熱鬧起來。1928年4月28日,朱德和毛澤東兩雙巨手緊緊地握在了一起,兩支革命隊伍歷經(jīng)艱難波折,終于勝利會師了!

  根據(jù)毛澤東的提議,1928年5月4日上午,在礱市東邊廣場即紅四軍教導隊操場,召開了隆重的會師慶祝大會,大會由陳毅主持,毛澤東、朱德、王爾琢及黨政軍各界代表都分別講了話。根據(jù)前敵委員會的決定,會上宣布全體部隊進行改編,成立了中國工農(nóng)紅軍第四軍,毛澤東任黨代表,朱德任軍長,王爾琢任參謀長,陳毅任政治部主任。還有一條大會沒有宣布的消息,就是毛澤東兼第十一師師長,朱德兼第十師師長。毛澤東第一次挎上了匣子槍,他顯得異常興奮,詼諧地說道:“背上駁殼槍,師長見軍長”?梢姡瑫䦷熃o軍民增強了信心和力量,也給人們帶來了歡樂和喜悅。但毛澤東很快就把駁殼槍交給了警衛(wèi)員。從此,我再也沒見過他身上帶過槍,最早提出“槍桿子里出政權”的著名論斷,通曉兵法、運籌帷幄的軍事大家毛澤東,卻不喜歡帶槍,這是很有意思的事,也許這就是這位巨人性格的一大特征。

  毛澤東的情懷

  毛澤東無疑是一位偉大的人物,但他也有著普通人一樣的愛和憎,正因為他是個偉人,因而在他的愛憎之中,不僅具有更加熾熱的情感和超越常人的胸襟,而且有著巨大的震顫
力和向心力。

  憤怒斬陳浩

  1927年12月下旬,湘敵吳尚的第八軍獨立團攻打茶陵。敵眾我寡,又沒有充分準備。僅有一營和從桂東趕來的三營匆忙迎敵。當時本應及早撤出戰(zhàn)斗。但因團長陳浩、副團長徐恕和參謀長韓昌劍等人對革命悲觀失望,故意拖延時間而導致戰(zhàn)斗失利。直到部隊退出戰(zhàn)斗,他們仍遲遲不返回井岡山,反而向酃縣方向走去,企圖利用這次失利,拉出部隊投向湘敵方鼎英(陳浩在黃埔軍校時的教育長)的十三軍。毛澤東覺察到問題的嚴重性,冒著危險趕到酃縣湖口,當即逮捕了陳浩等人,將部隊帶回寧岡。

  12月底,毛澤東在寧岡礱市召開軍民大會,憤怒斥責陳浩等人要毀掉井岡山革命隊伍的罪惡企圖,根據(jù)前敵委員會命令,槍斃了陳浩、徐恕、韓昌劍。團長由三營營長張子清接任,參謀長由朱云卿接任。在關鍵時刻,毛澤東等挽救了井岡山根據(jù)地的一次嚴重危機。

  事后有人多次問及此事,并將陳浩等人企圖投敵與朱德投靠其同學范石生并論。我認為這兩件事無法相比。首先是陳浩等人違抗軍令。三灣改編時毛澤東就明確宣布,愿走的給路費,但不能帶槍支,不能拉走部隊,陳浩等作為團的領導,明知故犯,并企圖拉部隊投敵,這是絕對不能允許的。當時我們一團只有一、三兩個營的作戰(zhàn)部隊,是井岡山根據(jù)地的一支最可靠的武裝力量,毛澤東和前委當機立斷做出決定,用實際行動維護了軍紀軍令的嚴肅性,也挽救了這支革命骨干力量。另外,朱德是在危機的情況下,為了保存部隊才找到范石生的,除了暫時借用部隊番號外,原部隊編制和指揮權始終保持下來。因此,這是根本不同性質的兩回事。

  力保陳伯鈞

  1927年12月,紅軍教導隊在寧岡礱市創(chuàng)辦。隊長呂赤,四川人,是黃埔軍校出來的,支部書記是蔡鍾。我和陳伯鈞、張令彬,還有一個姓王的,都是區(qū)隊長。除了張令彬外,我們幾個既是區(qū)隊長,又是教官。1928年3月,教導隊隨毛澤東率領的一團勝利攻克了酃縣縣城,繳獲不少。其中陳伯鈞還搞到一支手槍。他向隊長呂赤炫耀:你看,我搞到一支手槍!呂赤看后半開玩笑地說道:什么手槍?半斤鐵,拉都拉不開。陳伯鈞不服氣,便面對呂赤勾動扳機。陳伯鈞萬萬沒有想到,手槍里還壓著顆子彈。只聽“砰”的一聲響,子彈不偏不倚,正中呂赤頭部,呂赤應聲倒地,頓時熱血噴涌。陳伯鈞目瞪口呆,六神無主,等他跪地呼喚呂赤時,呂赤已經(jīng)停止了呼吸。

  教導隊長被打死的消息,不脛而走,人們議論紛紛,氣憤不止,士兵委員會的人扭著陳伯鈞就去見毛澤東。“打死人償命”,再三要求毛委員批準,槍斃陳伯鈞。面對這些激動異常的士兵委員,毛澤東雖然心情沉痛,但卻格外的冷靜起來。他反復問明情況,思慮良久。終于說道:我們商量一下好嗎?按理說“殺人者償命”,可是你們看看,已經(jīng)打死了一個,是否還要打死一個?毛澤東這么一說,激動的人群開始平靜下來。毛澤東繼續(xù)說道:我是說,呂赤是個好同志,陳伯鈞也不是壞人,他是跟呂赤開玩笑,玩槍走火,誤殺了人命。他們兩個都是從軍事學校出來的,表現(xiàn)都不錯,軍事上有一套,這樣的人我們還很不夠哩。毛澤東停了片刻說:我們能不能只追悼一個人,否則,另一個還不好追悼!你們看怎么樣?士兵委員會的同志見毛委員這么尊重他們,而且講的確有道理,也不好再堅持原來的意見了。

  在當時“左”傾盲動思想影響極甚的情況下,毛澤東智排眾議,為中國革命保留了一個軍事人才。陳伯鈞同志終于成長為一個著名的高級將領,解放后被授予上將軍銜。

  一堂銘心的政治課

  就在這時候,毛澤東決定在中村住下來,給部隊講政治課。毛澤東坐在板田里一條長凳上,全團的部隊分作兩部分聽課。排成扇形坐在禾兜上,圍在他的前面。一堂課講了三天,半天聽課,半天討論。

  講課的題目是:中國革命的特征。

  講課中,毛澤東泰然自若,他對于解放中國和建設這支革命隊伍,滿懷赤子深情和不可動搖的堅定信心。他對中國國情的分析,使我們感到特別親切和明了;他在革命形勢和任務的闡述中,清楚地展示了一條光明的前途。使我們激情昂揚,產(chǎn)生了一種無敵的力量。事后,我和羅榮桓、譚政、譚希林、陳伯鈞、韓偉、張令彬等,每談到這次政治課,都有一種說不出來的自信和自豪感,覺得對中國革命有底了。

  會唱《國際歌》的俘虜兵(一顆紅色的苗子)

  1928年2月,由一團一營、三營和教導隊參加的永新城戰(zhàn)斗,打得很漂亮。

  戰(zhàn)斗結束后,毛委員在茅坪宣布了醫(yī)治白軍傷兵和優(yōu)待俘虜?shù)恼。當時俘虜歸我們教導隊分管,因為打算留一批充實部隊,便對他們開展了工作。有一天,我正當班值星,忽然聽到樓上的俘虜中有人唱《國際歌》,滿有感情。立即跑上樓去,問他們歌是誰唱的?頓時有個清瘦的青年站起來答道:是我唱的我叫譚甫紅。我問他在哪里學會的唱《國際歌》?他說他參加彭湃領導的東江第二次起義,學會了這支歌,起義失敗后,逃到江西朱培德部當了兵。聽他講到東江起義,便想到我們一團參謀長朱云卿也是來自東江農(nóng)民自衛(wèi)軍的領導人,就問他認識朱云卿嗎?這時,他興奮地連聲答道:認得,認得,他是我們東江農(nóng)民自衛(wèi)軍的總指揮……我便派傳令兵把他領到朱云卿那里。結果,朱云卿不但認識譚甫紅,而且還知道他是一名共產(chǎn)黨員。事情報知毛澤東后,毛澤東高興地說:這是一棵紅色的苗子,現(xiàn)在該讓他歸田了。這樣譚甫紅就成為紅軍教導隊的學員。

  勝利中的苦與樂

  朱德、毛澤東率領我們挺進至贛南大柏地、隘前地區(qū),由于指揮正確和迅速集中了兵力,一舉殲滅尾追我后的敵15旅兩個團,扭轉了進軍中的被動局面。面對著大批戰(zhàn)利品,大家高興得忘記寒冷和饑渴。繳獲中有一種精制的合裝香煙,由于我們多數(shù)人不識洋貨,誤認為是帶有機關的炸藥合,便往河水里扔,當有人大膽打開合子發(fā)現(xiàn)里面是香煙時,大家又后悔莫及,甚至又涉水到河里去撈回一些。有人建議沾了水的我們抽,沒有沾水的給毛委員抽,大家當然同意。打完仗過春節(jié),正愁沒有飯菜,又發(fā)現(xiàn)幾個被嚇跑的地主家過年的飯菜還沒有來得及吃。這下解決了個大問題,大家吃了一頓美味豐盛的年飯,高興得樂不可支。

  1929年3月11日,部隊進至閩西長汀城南四都,經(jīng)過兩天的連續(xù)戰(zhàn)斗,殲滅福建省防軍第2混成旅兩個團,擊斃旅長郭鳳鳴,占領了長汀城。部隊在長汀休息和整編,部隊還換了裝,全新的衣帽,每人還發(fā)了雙新球鞋,穿起來特別有勁。看著上下一新的裝束,在當時的條件下的確是難得的。大家無不高興地說:跟著毛委員,就能打勝仗!

  1930年3月,贛南、閩西根據(jù)地相繼成立蘇維埃政府,這兩塊根據(jù)地進而發(fā)展成為中央根據(jù)地,即中央蘇區(qū)。同年8月,在湖南瀏陽北永和市與紅三軍團會師后,合編成紅一方面軍,朱德任方面軍總司令,毛澤東任方面軍總政委、總前委書記和工農(nóng)革命委員會主席。由此,紅軍力量迅速壯大,部隊從三萬人發(fā)展到十四萬人,接連取得一至四次反“圍剿”的勝利。這期間,我在紅一軍團司令部,先后擔任偵察科長、作戰(zhàn)科長、通訊主任、教育科長等職務。從始至終參加了反“圍剿”的斗爭,切身感受到毛澤東誘敵深入、積極防御方針的正確和他精于指揮的軍事指導藝術。

  不幸的是,在我們黨內,一旦革命形勢好起來的時候,總有些人頭腦發(fā)熱膨脹起來,這似乎成為規(guī)律。由于共產(chǎn)國際脫離中國實際的錯誤指導,和立三、王明“左”傾路線的大力推行,使得堅持正確路線的毛澤東,不但有違抗“中央決定”之過,而且又增加了對抗“國際路線”之錯,從而使毛澤東同志受到無辜的冤枉和連續(xù)的折磨。

  1931年11月初,在江西瑞金葉坪召開的第一次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竟作出了“取消第一方面軍總司令和總政委的名義及其組織”的錯誤決定,又成為“左”傾路線排擠毛澤東對中央蘇區(qū)和紅軍的正確領導的開始。1932年10月上旬,在寧都召開的中共蘇區(qū)中央局全體會議,“左”傾盲動主義者以所謂“中央長信指示”作為尚方寶劍,竭力推行“積極進攻路線”,毫無根據(jù)地批評“積極防御路線”,無理地拒絕了周恩來、朱德、王稼祥等一再要求毛澤東留在前方指揮的正確意見,迫使毛澤東“暫時請病假”回后方。會議的結果使我無法接受。因為就在這一年的二月,蘇區(qū)中央局執(zhí)行“進攻路線”,部署我們一方面軍攻打贛州時,開始毛澤東就不贊成,結果久攻不下,反被敵人援軍包圍,造成嚴重傷亡。在這種危機時刻,毛澤東顧全大局,抱病下山,起用第五兵團猛攻敵后,終于解救了紅軍主力。毛澤東再一次明確表示不該打贛州的意見,是完全正確的。但“左”傾路線的推行者們不僅不認識錯誤,反而把進攻受挫、損失嚴重的責任歸罪于毛澤東等不執(zhí)行“進攻路線”,“遂未堅決布置”上。更令人不能容忍的是,在1933年6月上旬,博古主持召開的中共中央局會議(即第二次寧都會議),進而全盤否定毛澤東同志有根有據(jù)的批評和正確申述,使他仍然在受審挨批的位置上,心情極為沉重,再一次“病倒”。

  以王明為代表的第三次“左”傾路線的推行者,不但使白區(qū)工作遭受嚴重損失,迫使臨時中央遷入中央根據(jù)地。進而無視敵強我弱的現(xiàn)實,斷然拒絕毛澤東將紅軍主力轉至外線調動和殲滅敵人,以保衛(wèi)和擴大根據(jù)地的主張,致使第五次反“圍剿”遭到失敗,損失慘重,以致兵日少,地日蹙,被迫于1934年10月,決定丟棄中央根據(jù)地而轉入長征。他們從“御敵于國門之外”的冒險主義,繼而走向“逃跑主義”,于長征初期,又使僅余的八萬紅軍主力過湘江突破敵人第四道封鎖線時,折損過半。經(jīng)過毛澤東同志多年發(fā)展起來的幾十萬紅軍和廣大根據(jù)地,幾乎要糟踏光了!這怎能不令人痛心疾首。

  無敵的精神和力量

  遵義會議全力糾正了當時具有決定意義的軍事上和組織上的錯誤,結束了“左”傾路線在黨中央的統(tǒng)治;開始了以毛澤東為核心的黨中央的新的領導。在最危急的關頭,使黨和紅軍幸得挽救。這是具有偉大歷史意義的轉折。

  “毛委員回前方指揮來了”,紅軍將士歡呼雀躍,精神振奮,好象獲得新的生命,一掃往日的疑慮和憤懣情緒,迂回曲折穿插于敵人之間,以為我向西卻又向東,以為我渡江北上卻又遠途回擊,處處主動,調動敵軍。我軍一動,敵人又重擺陣勢,我們便乘機發(fā)動群眾,擴大紅軍。待敵人部署就緒,我們又遠走高飛了。搞得敵人暈頭轉向,被動挨打。婁山關、遵義城巧打激戰(zhàn),老鴉山、烏江邊窮追敵兵,連續(xù)殲敵三個多師,捷報頻頻傳來。幾萬人的紅軍突然變成了無處不在又無處不見的神兵天將,使得蔣介石的幾十萬追兵心驚膽顫,無可奈何。這同“左”傾路線統(tǒng)治時期的慘狀,形成鮮明的對比。

  三渡赤水“請滇軍”

  紅軍三渡赤水河時,我任紅一軍團教導營營長,柴樹蕃任黨代表。1935年3月16日,中央紅軍為調動敵人,決定三渡赤水,進至川南。朱德提出:由陳士榘指揮教導營、軍委工兵營兩營架橋。毛澤東表示贊成,他點頭說道:請總司令決斷。受命后我同工兵營營長譚希林立即勘察,選定在赤水河東岸的茅臺鎮(zhèn)附近架設浮橋。一連架起兩座浮橋,并設了一個徒涉場,架橋任務完成得很漂亮。

  中央和軍委首長們通過浮橋,毛澤東高大的身影顯得格外突出,他一邊通過,一邊審視著浮橋,見到我們便打趣地說道:你們有辦法,喝了茅臺酒,架了茅臺橋,我們都過了茅臺癮。然后他自信地說道:現(xiàn)在是三渡赤水,要把滇軍調出來,調出滇軍就是勝利。這次我們說不定還要有勞蔣委員長哩!當時我并不完全明白毛澤東“有勞蔣委員長”的含意,只知道我們這次行動仍然按黎平會議的決定,要向敵力量薄弱的貴陽前進。

  我軍三渡赤水,再入川南,敵人以為我們要北渡長江,便調集兵力向我逼近。但我軍又突然由川南折回貴州,于太平渡四渡赤水,突然南進,渡過烏江,直逼貴陽。這時,蔣介石在貴陽“督戰(zhàn)”。他十萬火急地命云南軍閥、省主席龍云率部前來“保駕”,又令薛岳和湖南部隊東往布防。這時,我們才真象大白,原來調出滇軍果真還是蔣介石幫了忙。我激動不已,不禁扼腕叫絕,毛澤東真是“料敵如神”,不僅在調動蔣介石的幾十萬部隊,而且連蔣介石也調動起來了!

  當下,由我們紅一軍團包圍貴陽東南龍里,迷惑敵人,而我軍其余大部主力則穿越湘黔公路直插云南,與馳援的滇軍背道而行。毛澤東示形動敵,聲東擊西,可謂“運用之妙,存乎一心”。

  巧奪定番借敵旗

  我紅一軍團包圍龍里,為掩護主力進軍云南,便虛張聲勢,連克定番(今惠水)、廣順、興義數(shù)縣縣城。其中定番地處貴陽以南,是貴陽通往云南的交通要沖。首攻定番,既可迷惑敵人,又便于監(jiān)視貴陽敵人之動向。1935年4月9日,教導營通過龍里至貴陽公路的封鎖線后,第二天天未亮,部隊即在肅靜中出發(fā)。由于蔣介石急令調兵,各路敵軍紛紛趕援貴陽。在我們行軍的路上,忽而天空有敵機轟炸,忽而地面與敵軍遭遇,我第一師部隊同敵人打得尤為激烈。飛機轟鳴,槍聲大作,儼然是一派紅軍即將攻打貴陽的局面。實際上是虛晃一槍,我軍都是通過性質,邊打邊走,不停地運動。

  教導營連續(xù)翻過兩座大山,準備宿營時,早已把敵軍遠遠地甩在屁股后邊。

  第二天,東方剛剛發(fā)白,接到總司令部命令:“一軍團教導營,應馬上出發(fā),經(jīng)赤城鎮(zhèn)向定番前進,占領定番城宿營。定番至貴陽百余里,注意向該方向警戒!辈筷犜顼埑陨狭素i肉,他們一面說土豪的豬肉真香,一面感謝辛苦了一夜的炊事員,當時我想,要是毛澤東在這里,至少他要吃上一碗大肥肉!

  有了戰(zhàn)斗任務,又吃上了豬肉,大家情緒高漲,一口氣走了四十多里路,到達赤城鎮(zhèn)附近。突然間,敵人的飛機斜刺飛來,在我們頭頂上狂叫著盤旋了幾圈,后來大概是因為發(fā)現(xiàn)了赤城鎮(zhèn)區(qū)公所飄著的“青天白日”旗幟,便向西飛去。這倒給我了啟發(fā),毛澤東聲東擊西調動敵人,我何不示假隱真欺騙敵人?即令尖兵打起那面“青天白日”旗子,部隊加快了行軍速度。在距定番城不遠的地方,便望見城墻上密密麻麻的人群,爭先恐后地向我們遙望。國民黨縣政府和縣黨部的頭頭及其嘍羅們,果真把我們當成他們的“中央軍”歡迎來了。但當走到城下橋邊的時候,終于被敵人識破了,靖衛(wèi)團的哨兵立即向我們開火,警察們急忙關閉城門,登城抵抗,大批“歡迎”的人群奪命而逃,但為時已晚,說時遲那時快,我第一連的一個班已經(jīng)迅速地爬上城墻,當場擊斃幾個守城的團匪,部隊緊跟著撲了上去,敵人見我來勢迅猛,在一片呼救叫喊聲中狼奔豕突般地滾坍了下去。我軍占領定番城,繼續(xù)開展群眾工作,大造“打下貴陽城,活捉蔣介石”的輿論。毛澤東等接到我們的作戰(zhàn)報告后,笑著說道:陳士榘用兵法,他也跟敵人搞名堂哩!

  給毛澤東當“設營司令”

  中央紅軍在黨和毛澤東同志的英明指揮下,乘滇軍主力全部東調之際,向云南急進,直抵金沙江畔,于5月9日全部渡過金沙江,最終擺脫了幾十萬敵軍的圍追堵截,取得了戰(zhàn)略轉移中具有決定意義的勝利。在會理休息五天后,繼續(xù)北上到達彝族同胞聚居區(qū)。

  為貫徹好黨的民族政策,對部隊進行了紀律整頓。軍團部派陳奇涵下來調查,發(fā)現(xiàn)教導營少了幾十人,我作為營長,當負重要責任。軍團司令員林彪和政委羅榮桓找我談話,林彪說:部隊減員太多,要執(zhí)行紀律。我問怎么執(zhí)行法?林彪說:禁閉一個月。我急忙說道:關我在這里,怎么走。苛直霂缀跣ζ饋,說道:你還是要走,但不能騎馬,馬交給警衛(wèi)員,還是跟著你!白呗逢P禁閉”,這處分很新鮮。我緊跟部隊行軍,不指揮,不查哨,自帶干糧袋,警衛(wèi)員到時候給熱飯,這處分也太舒服了。于是我找到一項有意義的工作,過雪山每到山埡口時,有些同志因身體虛弱,過度疲勞,總要你靠我,我靠你的停下來休息,由于山上空氣稀薄,有的倒在雪地上就再也沒起來。我在武漢宋慶齡、何香凝辦的衛(wèi)生訓練班學習過一些救護知識。便主動向大家作宣傳,并攙扶困難有病的同志,每當過山埡口的時候,大家都格外警覺起來,越走越好。我們這隊人馬順利地翻越了雪山,沒有出現(xiàn)減員問題。

  快過草地的時候,毛澤東來到兵團部,見我精神很好,便笑著說道:陳士榘下馬受罰,表現(xiàn)不錯嘛。然后他說:你搞的民情調查報告寫得滿好哩,就給我們當設營司令吧,打前站,搞清民情、政情、路線、畫圖標路,號房子。從此,每次行軍我就帶著副官和炊事員等人先行一步,一邊調查,一邊插路線標示牌,在宿營地提前埋鍋造飯,劃定宿營區(qū)域,標定住地房號。在工作中,我發(fā)現(xiàn)部隊過草地身體消耗很大,十分疲勞,減員情況仍較嚴重。根據(jù)有關政情特別是敵情的調查,為了保存部隊的體力,我提出縮短行軍距離,每天走四十里路就宿營休息的建議。毛澤東非常贊同,他說:這樣好,一邊行軍,一邊休息,還可以半天工作,部隊精神了。這是戰(zhàn)勝自然敵人的好辦法。這個辦法果然有效,由于部隊休息得好,還能做群眾工作,籌集些給養(yǎng),改善生活,大家體力逐漸恢復,健康水平不斷提高,減員情況大為減少。

  1935年9月,紅軍走出草地,到了臘子口。敵人以兩個營的兵力布署在木橋和山口隘處,并在橋頭和山坡上修筑了堅固的工事,敵人憑險而守,很難通過。為了減少部隊傷亡,毛澤東想找一條另外可以通行的道路,讓我去了解情況。我立即調查了當?shù)氐囊恍┤罕,并審訊了三個俘虜,結果都證實這里別無他路,還是要通過臘子口。情況報告后,毛澤東要我去找一個便于觀察的地方。我?guī)狭_榮桓政委的望遠鏡,選定了一個既安全又便于觀察的小山頭,放眼俯視,正趕上我軍突擊隊突破臘子口,槍聲大作,戰(zhàn)斗激烈,我匆匆返回,不料忙中失手,將望遠鏡的蓋子丟下山崖。在向毛澤東報告后,他眼睛一亮,立即說道:趕快走!因為毛澤東的座馬還在兵團機關沒有跟上來,要走就得步行我便猶豫起來。只聽他不斷地說道:立即行動,我們一走,機關就走快了。毛澤東迅步急行,一路領先來到臘子口,部隊剛剛通過。此時,他站在臘子口上,卻格外的平靜起來。環(huán)視著臘子口的險山秀水,目送著即將遠去的部隊,仔細地搜尋著前方。接著便大步流星地走起來,我緊緊地跟在他的身后。道路要通過一座座小土山,很不好走。但我見他走得很起勁,好象很喜歡爬山,本來有一個適合于宿營的地方,他仍然不停地說:不宿營,繼續(xù)走。反而加快了速度,一直走到太陽落山,爬上山坡,進入一片草地中間的村子口,才停下腳步,向我揮手道:設營司令,快找房子,我要困覺了。我知道毛澤東太累了,即速找好房子,便請他休息了。我躺下后仍然不能入睡,毛澤東同志長我十五、六歲,已是四十開外的人了,真擔心把他累壞了。

  第二天,天還沒亮,我就提前起來,坐在院子的天井里,想讓他多睡些時間。不料,這時毛澤東已經(jīng)出現(xiàn)在我的背后,輕手輕腳地走到我面前,親切地說道:士榘同志,起得好早啊,你的覺怕沒困夠吧?頓時,一陣熱流涌上心頭,我正為自己沒有照顧好他而感到內疚,他卻來關照我來了。我恭敬地站起來,好象嗓子被什么塞住了,用了很大的勁才說出一句話:主席,你太累了!毛澤東詼諧而又象安慰我似地說:昨天那程路,小事一樁,我這個人,一爬山就來精神,至于困覺嗎,他略停了一下說:是有覺就困,沒覺也不困。然后他陡轉話題,關切地問道:他們都來了嗎?毛澤東是指軍委其他首長和機關的同志,我立即回答:主席放心,他們都來了。

  這時,天色將亮,毛澤東象一塊巨大的磁鐵,緊緊地吸引著我,周身感到熱烘烘的。我好象還從來沒有好好看過他似地,不禁仔細地打量起來,只見毛澤東還是穿著那身普通紅軍戰(zhàn)士穿的灰色軍裝,習慣地敞著懷,頭發(fā)似乎更長了些,他那雙智慧而明亮的眼睛,始終是那么慈祥,那么動人。錯誤路線給他帶來的歷次磨難,長征中艱苦生活的長期砥礪,使這位巨人變得更加剛毅和自信了。連我自己都沒有料到,被許多人看作是災難和痛苦的兩萬五千里長征,由于有了毛澤東的領導和幾萬紅軍的奮斗,竟然創(chuàng)造了中外歷史上的奇跡,并且變成為動人心魄的精神財富和不可戰(zhàn)勝的巨大力量。

  難忘的教誨

  1935年10月,紅軍到達陜北吳起鎮(zhèn),我被任命為紅一軍團第四師參謀長,參加了直羅鎮(zhèn)戰(zhàn)役。翌年3月,渡河東征,返回陜北后,進紅軍大學一科學習,這是我第一次在軍事、政治、經(jīng)濟、文化和中國革命等方面,比較系統(tǒng)地受到的馬克思主義理論教育。

  紅大的教學課程和講授導師是這樣安排的:軍事課,系戰(zhàn)略學,由毛澤東講授;戰(zhàn)役學,由林彪講授;戰(zhàn)術課,由李德講授(李是共產(chǎn)國際派員);

  政治課分為:政治經(jīng)濟學,凱豐、吳亮平講授;哲學,王稼祥、博古講授;中國革命,洛甫(張聞天)講授;

  文化課(即新文化),革命老人徐特立講授。

  毛澤東以“軍事辯證法”為題所作的戰(zhàn)略學演講,共有戰(zhàn)略防御、戰(zhàn)略相持、戰(zhàn)略反攻,戰(zhàn)略進攻和戰(zhàn)略追擊五個部分,還講了其他有關軍事哲學若干范疇的對立統(tǒng)一關系問題,前四個部分的內容后來大都收入《中國革命戰(zhàn)爭的戰(zhàn)略問題》一書中。在演講中,毛澤東從戰(zhàn)略全局出發(fā),系統(tǒng)地總結了第二次國內革命戰(zhàn)爭的經(jīng)驗教訓,反復強調指揮員要樹立全局觀點,掌握帶有全局性的戰(zhàn)略指導規(guī)律,并根據(jù)這一規(guī)律提出戰(zhàn)爭指導路線和戰(zhàn)略原則。

  在此以前,我只是從感覺上認識“左傾”教條主義者的錯誤,不了解其思想根源和認識根源。毛澤東關于“軍事辯證法”的講演,使人大開了眼界,是我在軍事理論上的一次升華,并且受益終身。在抗日戰(zhàn)爭中的平型關大戰(zhàn)中,以及解放戰(zhàn)爭中,我直接指揮和參加指揮的宿北戰(zhàn)役、魯南戰(zhàn)役、萊蕪戰(zhàn)役、孟良崮戰(zhàn)役、洛陽戰(zhàn)役、開封戰(zhàn)役,以及濟南戰(zhàn)役、淮海戰(zhàn)役、渡江戰(zhàn)役等一系列重大戰(zhàn)役,所以能夠取得勝利,都是認真學習和實踐毛澤東軍事思想的結果。

  最后一次談話

  全國解放后,我國的社會主義經(jīng)濟建設和軍隊現(xiàn)代化建設進入了一個新的歷史時期。解放初期,我主要是在南京先后擔任華東軍政大學副校長,高等軍事學院教育長兼訓練部長等職務,1952年又來北京任軍委工程兵司令員,直至1975年。這期間,我因工作關系,曾多次接觸毛澤東。

  1958年7月中旬的一天中午,中央辦公廳直接打電話來,說主席要我馬上過去。我顧不得盛夏酷暑,乘車直奔中南海毛澤東處,但他卻不在他的辦公室。我問了警衛(wèi)人員,才知道毛澤東在游泳池。我趕到游泳池,老遠看到毛澤東、周恩來、彭德懷等,圍座在游泳池邊的一個棚子里。我便快步走進,向毛澤東報到。他身披白色的游泳衣,輕捷地啟動那高大的身軀,對我說道:正好有事跟你商量,鄭州黃河鐵路橋被洪峰沖垮,你們工程兵能不能在那里架座浮橋?周恩來總理說:聽說工程兵在黃河上架過橋了。我回答:那是去年在濟南洛口黃河上架過一次,是在非汛期架成的。我心理明白工程兵吃幾碗干飯,根據(jù)當時的裝備訓練情況,非汛期能架成浮橋,在汛期就不一定有把握。我只好向中央領導說明真情。

  聽了我的回答,毛澤東當時沒有說什么。但周恩來總理講,這是鐵道部呂正操部長向中央提出來的,說工程兵在黃河上架過浮橋,于是他才跟主席、彭總等進行了商量。既然中央已定,我便向毛澤東主席、周恩來總理表示:為了檢驗工程兵的橋梁裝備情況,就作為一次練兵,力爭把浮橋架起來。由于當時還沒有自己研制的橋梁器材,第一次架橋沒有成功。后來,工程兵黨委確立了把訓練裝備同中國的實際相結合,自力更生,以我為主,改造、創(chuàng)新、發(fā)展的指導思想,制定了裝備訓練發(fā)展規(guī)劃,并于當年成立了工程兵裝備器材研究所,對外國(包括購買和繳獲)裝備,從五十年代以使用為主,走向六、七十年代的改造創(chuàng)新時期,開始有了我們自己的裝備。六十年代中期,我向周總理報告了這個情況,總理高興地說道:看來,那(指鄭州黃河架浮橋)是一次失敗的成功,只有從實際出發(fā),才符合主席思想,搞出我們自己的東西來。經(jīng)過科研人員和部隊廣大指戰(zhàn)員的努力,在七十年代走向系列發(fā)展。這時,由我們自己研制的渡河器材,已能克服季節(jié)性障礙,在短時間內,架通長江、黃河、珠江、遼河四大水系的浮橋。終于實現(xiàn)了毛主席,周總理的生前愿望。

  現(xiàn)在,工程兵主要裝備器材已達到八十年代的國際先進水平。

  “聽你司令員的”

  1965年,軍委工程兵一支部隊奉命進入中南海,為毛澤東、朱德、周恩來等中央領導構筑防空工事。中南海管理局毛局長多次動員毛澤東搬家,他始終不愿意搬出來,毛局長很著急。

  我知道這件事后,便直接來到毛澤東住處(也是他的書房),給他做工作,毛澤東微笑著說:陳司令來作戰(zhàn)斗動員了!我急忙說道:主席當然用不著我來動員,可主席不搬家,部隊不便進入,毛局長他們也不好安排,毛澤東聽后笑了,他說:是不是毛局長向你打了我的報告,你才來找我的?我也笑了,我說:這當然是毛局長他們的工作,不過,我們工程兵要給你修工事,我也應該向您匯報啊,只要主席搬家,我們有些事就能夠安排了,毛澤東看了看我詼諧地說道:你們不要冤枉我羅,我聽你陳司令的,這可以了吧!

  毛澤東搬了家,毛局長很高興,他神秘又俏皮地對我說:看來,主席還真聽你陳司令員的。

  事實上,毛澤東歷來是顧全大局的,只要你給他講清楚,辦起事來很痛快。毛澤東很喜歡部隊,尤其是這次是來給他修地下工事的,又是當年被他譽為“無名英雄”的工程兵,他很高興。因為“無名英雄”這個稱號,還是他在1933年夏,紅軍工兵第一次在中央蘇區(qū)瑞金為中央領導修工事時提出來的,那個時候,毛澤東不僅參加了勞動,而且還針對一些戰(zhàn)士不愿意當工兵的思想,給戰(zhàn)士們講了中國古典小說《西游記》中的白龍馬的故事。紅軍工兵應該學習白龍馬精神,做紅軍的一匹白龍馬馱著革命走向勝利!白龍馬甘當無名英雄的精神,一直成為鼓舞工程兵指戰(zhàn)員奮勇前進的巨大動力,并且是工程兵思想建設中的一個突出特點。

  32年后,被譽為白龍馬似的無名英雄的工程兵,不僅將革命馱到了勝利,而且已經(jīng)取到真經(jīng)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他們精神煥發(fā)地再一次來到毛澤東身邊。毛澤東像當年那樣十分關心工程兵指戰(zhàn)員。他常對毛局長和有關工作人員說:工程兵是無名英雄,他們施工很辛苦,你們要關照他們。每逢過五一、八一、十一等節(jié)假日,毛澤東、周恩來等中央領導,便派人送些水果、肉食來慰問施工部隊。在日理萬機的情況下,毛澤東和朱德、劉少奇、周恩來、賀龍等,還多次看望接見工程兵部隊。這是對工程兵的關懷和鼓舞,也是對我這個工程兵司令員的關懷和鼓舞。

  最后一次談話

  在“文化大革命”的動亂時期,我接觸毛澤東的機會更少了。直到1973年軍隊領導班子調整和八大軍區(qū)司令調動時,我任軍委常委、軍委辦公會議成員。一天,軍委辦公會議上,葉劍英宣布,毛主席要接見我們。

  從三座門到中南海小禮堂客廳,我發(fā)現(xiàn)除了汪東興在招呼以外,就我一個人在等候,當然不知道接見要談些什么,但一種期待和思念之情,仍然使我感到興奮。汪東興終于出來打招呼,告訴我可以進去了。走進會議廳,便看到毛澤東端座其中,兩邊分別是周恩來總理和葉劍英副主席,王海容、唐聞生也在一邊,是準備給毛主席當“翻譯”的(毛澤東湖南韶山口音很重,有時候需要解釋一下),另外還有王洪文、張春橋等。毛澤東緊緊地握住我的手,微笑著說道:陳士榘同志,要說有山頭的話,我們還是一個山頭哩,都是井岡山的嘛!

  聽到毛澤東講這句話,我心里一陣激動……

  毛澤東接著問我:當年上山的人現(xiàn)在還有多少?

  我理解毛澤東是指秋收起義后跟隨他第一次上井岡山的同志。但因當時我還沒有仔細計算過,便說了個大概數(shù)字:還有二十幾個人。我說:我們這些人都托了主席的福。

  毛澤東擺了擺手說:這就不對了,是托了黨的福,我們都托了共產(chǎn)黨的福。

  同1969年相比,毛澤東明見衰老,聲音、動作也顯得緩慢了。那年10月,為了進一步增進我們同阿爾及利亞的友誼,我奉命率中國政府和軍事代表團,前往訪問并參加阿爾及利亞國慶。行前,我問主席,能不能代表你向布邁丁主席問好?

  他回答得非常爽快,說:當然可以。你這是外交活動,理應如此。那時的毛澤東,雖然身體發(fā)胖,但動作反應仍很敏捷,也不顯得老,現(xiàn)在他居然是一位老人了。這與他直接領導發(fā)動的“文化大革命”以及林彪叛逃事件,都是直接有關系的。

  毛澤東把話題轉向軍隊領導班子的問題。他雙目凝視著我,說道:你的風頭已經(jīng)出夠了!毛澤東是指我在華東野戰(zhàn)軍的時候,參加和指揮打了一些大的勝仗,說那是我大出風頭的時候。也許毛澤東在這里給我劃了“句號”,但從他講我們是一個山頭的,到要多用四方面軍的人,更使人感到毛澤東歷來反對拉山頭,搞小圈子,主張五湖四海的一貫思想。足以說明了他的偉大馬克思主義者的胸懷和光明磊落的思想作風。當我最后向他告別的時候,我莊重地向毛澤東敬了一個軍禮,情不自禁地說道:祝愿主席健康長壽。我萬萬沒有想到,這次告別竟成為毛澤東對我的最后一次談話。

  到這里,我對毛澤東的回憶似應結束了,但又覺得言猶未盡。我必須說明的是,我同毛澤東的接觸僅僅是他革命實踐中的一個有限部分,不是大部,更不是全部。但是一點可窺視一般。一個偉大的革命,必須有偉大的理論作為指導,這個理論只有在實踐中產(chǎn)生,并只能在實踐中去檢驗、豐富和發(fā)展。作為我們黨的第一代領袖毛澤東和他的戰(zhàn)友們,對此已經(jīng)作出了開創(chuàng)性的歷史貢獻,毛澤東思想之所以偉大,是因為集中了毛澤東和他的戰(zhàn)友以及全中國人民的心血、智慧,乃至血的教訓,而取得了偉大的成功。

  (劉恩營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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