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07月26日 07:59 百年潮
核心提示：1958年12月5日，毛澤東在審批《中共中央關于一九五九年國民經(jīng)濟計劃的決議（草稿）》時，看到文內(nèi)有“毛澤東同志很久以來就教導我們”、“毛澤東同志又指示我們”這樣的話，他分別將其中的“教導”、“指示”改為“告訴”，并在首頁鄭重地批寫：“注意：‘教導’、‘指示’這類字面，用于個人很不好，缺乏民主氣氛，使人看了不順眼，以后不可再用。”
本文摘自《百年潮》雜志2008年第11期，作者：武健華，原題：《我所知道的毛澤東的幾件事》
毛澤東一生讀過大量的中國古籍，他從這些古籍中批判地吸取中國歷史和文化的精華，并賦予新的含義，為現(xiàn)實工作服務，這在他的著作、報告、講話、書信以至批文中，是屢見不鮮的。在他借用的古籍精華中，體現(xiàn)了一代偉人的風范。
“德彌厚者葬彌薄，知愈深者葬愈微”
1956年4月27日，毛澤東在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上提出了《倡儀實行火葬》的問題。他說，人死了之后如何安葬，自古至今都有不同的看法。我國在2000年前，有一位著名的經(jīng)學家和文學家，他的名字叫劉向，可以說是博洽多聞、通達古今的有識之士。他反對厚葬，曾經(jīng)向西漢成帝寫了一個《諫營起昌陵疏》的奏章。他在諫疏中，縱觀歷史，比較對照，總結(jié)了厚葬的教訓。他得出的結(jié)論是：“德彌厚者葬彌薄，知愈深者葬愈微”，因此，他規(guī)勸成帝不要營造勞民傷財、揮霍奢華的昌陵�？墒浅傻鄄荒軓钠溆嫞涞盖按裨嶂厕H，不十數(shù)年，西漢亡而王氏代。
毛澤東說，我們是共產(chǎn)黨人，是唯物主義者，我們認為人由生到死，這是自然規(guī)律。人死以后，應當給以妥善安置，并且采取適當?shù)男问竭M行悼念，寄托哀思，這是人之常情。我國歷史上和世界各民族中有各種安葬死者的辦法。其中主要的辦法是土葬和火葬，而土葬沿用最廣。但是土葬占用耕地，浪費木材；加以我國歷代封建統(tǒng)治階級把厚葬久喪定做禮法，常使許多家庭因為安葬死者而陷于破產(chǎn)的境地。實行火葬，不占用耕地，不需要棺木，可以節(jié)省裝殮和埋葬的費用，也無礙于對死者的紀念。這種辦法雖然在中國古代和現(xiàn)代還只有一些人采用，但是應當承認，這是安置死者的一種最合理的辦法，而且在有些國家已經(jīng)普遍實行。因此，我們倡儀，在少數(shù)人中，首先是在國家機關的領導工作人員中，根據(jù)自己的意愿，在自己死了以后率先實行火葬。為著火葬的方便，除了北京、上海、漢口、長沙等地方已有火葬場外，我們建議，國家也可以在某些大中城市和其他適當?shù)胤�，增建一些近代化的火葬場�?/p>
毛澤東講完話后，第一個在《倡儀實行火葬》書上簽名。按照簽名順序，還有朱德、彭德懷、劉少奇、周恩來、彭真、董必武、鄧小平、陳云等黨內(nèi)外人士136 人，這極大地推動了在全國人民中實行火葬的習俗。
“巢林一枝，聊自足耳，安事豐屋哉！”
毛澤東一生艱苦樸素，勤儉節(jié)約，不允許在規(guī)章制度之外，亂花人民一分錢，如有發(fā)現(xiàn)，必親自出面嚴加制止。
1950年9月20日，毛澤東為制止在韶山為他建造房屋，曾親筆致信時任湖南省委書記的黃克誠、省人民政府主席王首道。他在信中說：克誠、首道同志，據(jù)說長沙地委和湘潭縣委，現(xiàn)正在我的家鄉(xiāng)為我建筑一所房屋，并修一條公路通我的家鄉(xiāng)。如果屬實，請令他們立即停止，一概不要修建，以免在人民中引起不良影響，是為至要。
1954年江青擅自提議，在北京西郊某地一建筑物內(nèi)，為毛澤東修建一小型游泳池。此事被毛澤東發(fā)覺，隨即進行了嚴厲批評并予以制止，為此江青寫了檢討。事發(fā)后，毛澤東在1954年4月25日給劉少奇和時任政務院副總理兼財政經(jīng)濟委員會主任的陳云、政務院副總理鄧小平等寫了這樣一封信：“劉、陳、鄧諸同志，江青此信請閱。為補救計，建造費五萬由我的稿費中支出，游泳池封閉不用�！�
在毛澤東住地豐澤園西側(cè)有一古建筑“春藕齋”，是中央領導人召開小型會議和舉辦文娛活動的場所。因年久失修，1958年中央警衛(wèi)局報經(jīng)中央辦公廳審批，準予修垮補漏。在施工過程中，主管副局長隨意將民間使用的黑色筒子瓦改換成古時官場專用的黃綠色琉璃瓦。毛澤東從外地回京，看到金煌煌的“春藕齋”屋頂，就發(fā)了脾氣，連聲說：“蠢！花錢不辦事”。
該副局長自知闖了禍，慌忙寫了檢討送上。過了幾天，毛澤東在檢討報告上寫了這樣一段話：“巢林一枝，聊自足耳，安事豐屋哉！”秘書人員在《宋史·李沅傳》中找到了這句話的出處。批評是中肯的，也是嚴厲的。此后，這位副局長先于1961年赴河南駐馬店作農(nóng)村調(diào)查，體察民情；后于1962年調(diào)離中央機關到湛江任地委書記去了。在原則問題上毛澤東是從不遷就的。
“似應減半執(zhí)行，以示同甘共苦”
毛澤東一生，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密切聯(lián)系群眾，廉潔奉公，遵紀守法，嚴格要求國家機關工作人員，特別是高級領導干部。
1957年3月4日，毛澤東看了新華社《內(nèi)部參考》2月27日第2139期刊載的《對中央負責同志的肉食供應工作浪費情況甚為嚴重》的消息。消息說，據(jù)《大公報》通訊員反映，北京市食品公司對中央負責同志的肉食供應，規(guī)格要求很高，食品公司需費很大的力氣，經(jīng)過嚴格的挑選，才能符合標準，因而造成了嚴重的浪費。毛澤東對此十分重視，當即批交時任中央辦公廳主任的楊尚昆查辦。批文說：“內(nèi)有對中央負責同志肉食供應嚴重浪費一文，請據(jù)此檢查，分清責任，予以處罰。并將情形告我為盼！”
根據(jù)毛澤東的批示，新華社派記者對此事作了調(diào)查，并在新華社《內(nèi)部參考》4月4日第2170期刊載了《關于對中央負責同志肉食有嚴重浪費現(xiàn)象的調(diào)查》。這篇調(diào)查說，《大公報》通訊員所反映的情況，經(jīng)記者復查，有些情況是事實，但不夠全面，并有夸大之處。實際情況是：北京市對中央負責同志的肉食供應，幾年來和特種供應（對象是各國使館、大飯店、外賓、專家、高級醫(yī)院等）的標準相同，并沒有其他特殊的要求和規(guī)定。全市每天特種供應的豬60頭，占全市每天供應量的5%，其中只有3頭左右是供應部分中央負責同志的（目前約160戶），不足全市特種供應量的5%。至于要求嚴格，是因為此類供應如質(zhì)量不好或不衛(wèi)生，極易造成不好的政治影響。
毛澤東看了這篇調(diào)查后，又于4月6日寫了第二個批語：“尚昆同志：一百六十戶每天三頭豬，如以每頭一百五十斤計算，共有四百五十斤，每戶每天得肉約三斤弱，仍太多，有一斤或一斤半就夠了，可減少一半，請你研究是否可行，我以為是可行的，似應減半執(zhí)行，以示同甘共苦�，F(xiàn)在供應油肉到用戶，實際上有很大浪費，至少有三分之一浪費掉了。”
“鑄銅像影響不好”， “只有諷刺意義”
新中國成立初期，有些省、市召開的各界人民代表會議和后來召開的人民代表大會，多次提出為毛澤東豎立大銅像或授予毛澤東最高榮譽勛章等提案，均被毛澤東回絕。
1950年5月20日，沈陽市各界人民代表會議為紀念新中國成立，決定在市中心區(qū)修建開國紀念塔，塔上鑄毛澤東銅像。毛澤東在來函“修建開國紀念塔”旁批寫“這是可以的”；在“鑄毛澤東銅像”旁批寫“只有諷刺意義”。最后在公函上批示：“鑄銅像影響不好，故不應鑄”。
廣東省人民代表大會有代表提出，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給予毛澤東以最高榮譽勛章的提案，中共中央華南分局1954年8月4日給中央電報請示，該大會是否可以通過此提案并向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提出。毛澤東8月6日告“鄧小平同志：請即復不要通過此項提案”。
與此同時，毛澤東對國內(nèi)某些單位和群眾給中央、給他致敬、祝賀、送禮等做法，一再嚴加制止。1951年12月25日，他在中央轉(zhuǎn)發(fā)中辦秘書室工作報告的批語中，加寫了這樣一段話：“在這個報告中，所說某些黨政機關，動員群眾寫致敬信、發(fā)祝賀電以及機關團體和群眾給中央送錦旗送禮品的事情，不但是一種浪費，而且是一種政治錯誤�！�
“‘教導’、‘指示’這類字面，用于個人很不好”
毛澤東特別謹慎，尤其在文字表達上對他的敬重詞語更加深思熟慮，以至給予嚴肅糾正。
1958年12月5日，毛澤東在審批《中共中央關于一九五九年國民經(jīng)濟計劃的決議（草稿）》時，看到文內(nèi)有“毛澤東同志很久以來就教導我們”、“毛澤東同志又指示我們”這樣的話，他分別將其中的“教導”、“指示”改為“告訴”，并在首頁鄭重地批寫：“注意：‘教導’、‘指示’這類字面，用于個人很不好，缺乏民主氣氛，使人看了不順眼，以后不可再用�！�
1953年10月11日，毛澤東在“對周恩來在全國財經(jīng)會議上的結(jié)論的批語”中說：尚昆同志，文內(nèi)凡用“毛主席”的地方，改為“毛澤東同志”，我已改了一些，請查一下，有未改者，照此改正。
1952年9月25日，毛澤東在“對《人民日報》國慶社論提綱草稿的批語”中寫道：鄧拓同志，不要將“毛澤東思想”這一名詞與馬列主義并提，并在宣傳上盡可能不用這個名詞。
1949年3月，中共中央在河北省西柏坡召開的七屆二中全會上，作出了未寫在決議內(nèi)的六條規(guī)定，其中有一條就是不要把中國同志和馬、恩、列、斯并列。1953年夏季，在全國財經(jīng)會議上，毛澤東再次重申七屆二中全會的規(guī)定，還特別強調(diào)說：“這是學生和先生的關系，遵守這些規(guī)定，就是謙虛態(tài)度。”
不能說“毛澤東主義”，這是發(fā)生在新中國成立之前的一件事。1948年8月13日，華北大學校長吳玉章在給周恩來的電報中表示，想在華北大學成立典禮上提出“主要的要學毛澤東主義”、“把毛澤東思想改成毛澤東主義”。接到吳玉章的電報，毛澤東于8月15日給吳玉章寫了一封長信，信中說：那樣說是很不適當?shù)摹，F(xiàn)在沒有什么毛澤東主義，因此不能說毛澤東主義。不是什么“主要的要學毛澤東主義”，而是必須號召學生們學習馬恩列斯的理論和中國革命的經(jīng)驗。另外，有些同志在刊物上將我的名字和馬恩列斯并列，說成什么“馬恩列斯毛”，也是錯誤的。你的說法和這后一種說法都是不合實際的，是無益有害的，必須堅決反對這樣說。毛澤東并不反對別人學習他的著作。他把自己的著作始終看做中國革命經(jīng)驗的范疇。在給吳玉章的信中，他解釋說：“這里所說的‘中國革命經(jīng)驗’，是包括共產(chǎn)黨人（毛澤東也在內(nèi)），根據(jù)馬恩列斯理論所寫的某些小冊子及黨中央各項規(guī)定路線和政策的文件在內(nèi)�！�
許多招牌的字是寫得好的，不留下來后代就不知道了
毛澤東不僅酷愛中國文史，而且十分珍視文物古籍，精心保護文化遺產(chǎn)。
1956年12月7日，毛澤東在《同民建和工商聯(lián)負責同志的談話》時，說到歷史名字要保存，商務印書館、中華書局的名字為什么不要，瑞蚨祥、同仁堂一萬年要保存。全國有名的招牌要拍下照片來，有許多招牌的字是寫得好的，不留下來后代就不知道了。把《申報》取消了，我不高興�！督夥湃請蟆房梢曰謴蜑椤渡陥蟆罚h報也可以用原來的名字。我年青時到鄉(xiāng)下走親戚，那里都叫賣《申報》，可見深入人心。內(nèi)容改變，名稱保存。王麻子、東來順、全聚德要永遠保存下去。內(nèi)容是社會主義的，名稱是封建時代的也可以�！伴L城”和“省”，就是從元朝開始這樣叫的。
1951年12月，畫家姚虞琴通過時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政協(xié)全國委員會副主席的陳叔通，將明清之際思想家王夫之（世稱船山先生）的《雙鶴瑞舞賦》轉(zhuǎn)贈給毛澤東。12月3日，毛澤東致信時任文化部文物局局長鄭振鐸，信稱：“有姚虞琴先生經(jīng)陳叔通先生轉(zhuǎn)贈給我一件王船山手跡，據(jù)云此種手跡甚為稀有。今送至兄處，請為保存為盼！”
1952年4月8日，當時任職于四川榮縣的曹彥昆將《清明上河圖》一軸，敬獻給毛澤東。為此，毛澤東批交時任政務院副秘書長的齊燕銘承辦，批件說：復曹彥昆一信致謝。將曹信交給齊燕銘一閱，畫件請齊燕銘考慮是否可以交可靠匠人重新裱褙，并作其他適當處理，以免蟲蝕和霉變。
所有這一切，說明毛澤東那樣自如地對中國歷史和文化加以借鑒、運用，是同他高度的理論文化修養(yǎng)、淵博的學識和豐富的革命實踐經(jīng)驗分不開的。毛澤東為我們樹立了一代風范和人格楷模，這是我們需要堅持和發(fā)揚光大的一筆寶貴精神財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