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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聯(lián)劇作家考涅楚克1942年9月發(fā)表的三幕五場話劇《前線》,在蘇聯(lián)反法西斯戰(zhàn)爭中產生過重要影響。在中國,這部話劇經毛澤東推薦和介紹后,曾在不短的時間里成為黨的領導干部的形象教材,在促進發(fā)揚奮發(fā)進取、實事求是的時代風尚中發(fā)揮了重要作用。
一、毛澤東對話劇《前線》的推薦和評論
《前線》最早的中文譯者是從蘇聯(lián)回國的詩人蕭三。1944年春,他把中譯本送給毛澤東看,毛澤東讀后立即推薦給《解放日報》作了連載,時間是1944年5月19日到26日。
《前線》給人印象最深的是劇中的兩個人物。一個是前線總指揮戈爾洛夫將軍,作為老資格的布爾什維克,他有功勞,對黨忠誠,打仗勇敢,但故步自封,驕傲自大。當年輕的歐格涅夫軍長提出,“今天沒有真正的無線電聯(lián)絡,就不能指揮作戰(zhàn),這不是內戰(zhàn)”時,戈爾洛夫講了一段經典臺詞:“胡說,他懂得什么國內戰(zhàn)爭?我們打敗十四個國家的時候,他還在桌子底下爬哩。戰(zhàn)勝任何敵人,不是靠無線電通信聯(lián)絡,而是憑英勇、果敢!荒苤笓]作戰(zhàn)'?好吧,我們來教訓教訓他。”
《前線》中另一個人物是脫離實際,靠捕風捉影甚至編造事實來寫報道的記者客里空。他聽說戈爾洛夫的兒子在前線犧牲了,沒有采訪便在報道中寫道:“老將軍知道他的愛子陣亡了,垂下頭來,久坐不動。然后抬起頭來,他眼睛里沒有眼淚。沒有,我沒有看見!他的眼淚被神圣的復仇的火焰燒干了。他堅決地說:‘我的孩子,安眠吧,放心吧。我會報仇的。我用老軍人的榮譽發(fā)誓。'”在把報道發(fā)往莫斯科的時候,客里空才提出要“在電話里和總指揮商量商量”。有人質疑:“在電話里你怎么能看得見總指揮的眼睛呢?你卻描寫得那樣逼真!笨屠锟辙q解說:“我的天呀,假如我只寫我所看見的,那我就不能每天寫文章了。我就一輩子也休想這樣出名了!
把《前線》劇本推薦給《解放日報》發(fā)表后,毛澤東似覺不甚盡意,就讓人寫了一篇題為《我們從科爾內楚克的〈前線〉里可以學到些什么》的社論(科爾內楚克又譯為考涅楚克―――引者注),發(fā)表在6月1日的《解放日報》上面,全文約3600余字。在黨中央機關報上專門為一部話劇劇本發(fā)表社論,是相當罕見的。初稿不知何人所寫,定稿是毛澤東親自修改的。社論說,蘇聯(lián)在德國軍隊圍困斯大林格勒的緊張局勢中發(fā)表《前線》的目的,就是要教育紅軍中大大小小的戈爾洛夫們。他們沒有使用頭等軍備的能力,卻又不學習,擺老資格,甚至打擊排擠有能力的人。只有把他們教育過來,如果教育不過來就撤換下去,戰(zhàn)爭才能勝利!肚熬》“以直接的尖銳的批評來指導實際,它成為轉換戰(zhàn)局的因素之一,因而它的價值無可比擬”。
中國共產黨當時應該從《前線》里學到些什么呢?社論說:“我們所處的環(huán)境,是長期農村分割的游擊戰(zhàn)爭環(huán)境,在這種客觀環(huán)境中,容易產生戈爾洛夫這樣的人!薄肚熬》告訴我們,應該“緊緊的同著時代一起走,這就是說,不做超時代的夢,也不落后于時代的發(fā)展”。以戈爾洛夫為戒,將幫助我們提高在已經到來和將要到來的新情況下“勝任愉快地運用新條件來工作的能力”,將幫助我們“教育出很多才德兼?zhèn)、智勇雙全的干部”。社論還說:“有價值的批評,像《前線》這樣的批評,乃是很有益于工作,有益于團結的!薄皩W會贊揚好的,這是很重要的,學會批評不好的,這也同樣重要。像《前線》中的新聞記者客里空那樣,倒是不好的!
發(fā)表劇本和社論后,毛澤東又進一步提出把《前線》和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一道作為全黨的整風學習文件。1944年6月7日,中共中央宣傳部和總政治部聯(lián)合發(fā)出通知,要求各地將兩書翻印,在干部中散發(fā),并開展評論,在有條件的根據地可排演話劇《前線》。通知還說,《甲申三百年祭》和《前線》“都是反對驕傲的”。李自成之失敗在于進北京后脫離群眾,“紛紛然,昏昏然”,實為明末農民革命留給我們的一大教訓;戈爾洛夫則“粗枝大葉,喜人奉承,壓制批評,而不去虛心向新鮮事物學習”,因此,“這兩篇作品對我們的重大意義,就是要我們全黨,首先是高級領導同志無論遇到何種有利形勢與實際勝利,無論自己如何功在黨國、德高望重,必須永遠保持清醒與學習態(tài)度,萬萬不可沖昏頭腦,忘其所以,重蹈李自成與戈爾洛夫的覆轍”。
二、一批高級領導干部與《前線》的普及傳演
毛澤東提出把《前線》作為整風學習的文件后,率先建議把這部話劇排演出來的,是當時擔任中央社會部副部長的李克農。他召集社會部文娛科所屬棗園文工團十幾個骨干開會說:毛主席決定在中央黨報上發(fā)表《前線》劇本,作為全黨的重要學習材料,是一件罕見的事情。如果把劇本搬上舞臺,意義更大。1944年9月,時任中共中央副秘書長的李富春看了棗園文工團排演的《前線》,當即決定在楊家?guī)X中央大禮堂為中央機關工作人員安排四場正式演出。中央重要領導人中,第一個來看演出的是周恩來,并且在第二天把導演和主要演員請到自己的窯洞進行座談。周恩來說:批判現(xiàn)實,追求理想,是毛主席肯定的兩種藝術精神。毛主席把《前線》提到全黨認真研究的地位,是他的戰(zhàn)略思想的體現(xiàn),是要求黨員干部提高政治和思想素質,做好充分準備去奪取抗日戰(zhàn)爭的最后勝利。9月29日晚上,毛澤東和劉少奇、朱德、任弼時集體觀看此劇。據在場的人回憶,毛澤東不時與坐在身邊的劉少奇議論著劇中的人物。演出結束后,毛澤東提出這部話劇要“到處演”。隨后,棗園文工團在中央黨校、陜甘寧邊區(qū)政府等機關作了巡回演出。
中央社會部棗園文工團首演《前線》后不到兩個月,中央黨校和魯迅藝術學院又聯(lián)合公演了《前線》。1944年深秋,主持中央黨校工作的彭真看了棗園文工團的演出后對人說:這部話劇對中央黨校來說更加重要。這里集中了各個時期的干部,各方面軍的干部,各根據地和國統(tǒng)區(qū)的干部,還集中了在延安學習的七大代表。毛主席推薦話劇《前線》,是讓大家思考一個問題,新生事物總是要代替舊的東西,這是歷史發(fā)展的規(guī)律,也是我們革命事業(yè)取得勝利的規(guī)律。由此,他提出集中延安的優(yōu)秀戲劇人才再排一出《前線》,使人看了以后,不僅在思想上受到教育,同時在藝術上也是一次美的享受。根據彭真的要求,由蕭三、沙可夫、李伯釗、沙蒙、王濱等組成導演團,演員有凌楓、王大化、舒強、田方、陳強等,許珂、鐘敬之負責舞臺設計。排演過程中,彭真和大家一起討論劇情,還請來在黨校學習的宋時輪將軍給演員們講解劇本中的軍事問題,請來在蘇聯(lián)學過軍事,不久即擔任東北野戰(zhàn)軍炮兵司令員的朱瑞講蘇聯(lián)的軍隊與炮兵。排演時遇到一個困難,滿臺都是蘇聯(lián)紅軍,但找不到那么多呢子軍服。三五九旅旅長王震聽說后,從南泥灣送來他們自己生產的20套黃呢子軍服,稍加裝飾便成了蘇聯(lián)紅軍軍裝。這臺《前線》公演后,中央黨校六個大部的學員及公務員五六千人,全都觀看了,一些人還看了兩遍。1945年5月召開黨的七大期間,還給全體代表專場演出,毛澤東和其他中央領導人又一次看了這出話劇,并給予很高的評價。
延安帶了頭,不少抗日根據地和抗戰(zhàn)勝利后的解放區(qū)也排演了《前線》。華中局黨校排演這部話劇時就明確說是為了配合已進入尾聲的整風學習。秦之風在題為《新四軍的整風運動》的回憶文章中說:“整風中,大家都以這兩個典型人物為鏡子,對照自己的不良作風,都以不要做‘戈爾洛夫'和‘客里空'而互相勉勵,掀起了深入實際,調查研究的熱潮。上上下下,歪風邪氣普遍沒有了市場,正派作風發(fā)揚光大,各單位呈現(xiàn)一派新的氣象,這是部隊戰(zhàn)斗力提高的重要因素之一!
三、從《前線》劇中人物看一個時代的風尚
隨著《前線》的普及演出,在新中國成立前后的一段時間里,“戈爾洛夫”和“客里空”這兩個劇中人物的名字,經常出現(xiàn)在各級領導干部的講話和文章當中。人們常常聯(lián)系身邊的情形,把那些脫離實際、不求進取、驕傲自大的人稱為“戈爾洛夫”;把那些不顧實際情況,吹牛拍馬、說空話假話的人稱為“客里空”。而《前線》中的另一個人物歐格涅夫軍長,則成為勤于學習使自己適應新形勢的典型。
首先是毛澤東,一如既往地重視《前線》人物的借鑒意義。1945年2月15日,他在中央黨校的講話中說:“蘇聯(lián)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后已經二十多年了,……但是他們還出了戈爾洛夫式的人物。所以要有思想準備。”這年4月24日,在七大會議上的講話中談到知識分子干部要和工農群眾交朋友時,毛澤東又強調不要和“打胭脂水粉”的“《前線》里的客里空”這類愛吹愛拍的人交朋友。據《楊尚昆日記》記載,在1949年3月5日七屆二中全會上的講話中,毛澤東再次說到:要提出新任務,使全黨同志來不及驕傲,不要出戈爾洛夫。
在其他高級領導干部中,比較早地在正式場合談論《前線》人物的是彭真。1944年7月,他在中央黨校整風大會的總結報告中,針對新老干部之間比較多地注意對方缺點的現(xiàn)象,提出:“新老干部應該互相幫助,互相學習,取長補短,這樣就容易搞好團結!闭f“老干部是戈爾洛夫,新干部是吳部長(話劇《同志,你走錯了路》中能說會道的具有教條主義傾向的知識分子干部———引者注)”,“這些都是片面的”。
1947年6月,在解放戰(zhàn)爭最艱苦的時候,朱德視察了晉察冀解放區(qū)。他擔心當地的老干部砸掉自己的“金字招牌”,特意提醒:“現(xiàn)在我們老干部中,有一些戈爾洛夫,認為自己有二十多年的革命歷史,打開了很多地方,發(fā)展了黨和軍隊,就擺老資格,驕傲自滿。他們忘記了馬克思主義者是學一輩子也不會夠的,做到老就得學到老。社會是在不停地進步的!
劉少奇談論《前線》人物,卻是從另一個角度,并明確把戈爾洛夫和客里空聯(lián)系起來。他1948年10月在西柏坡對華北記者團發(fā)表談話時說:“搞‘客里空'是會受處罰的。有些資產階級的記者是靠拍馬屁吃飯的。在我們黨內,有沒有喜歡別人吹拍的戈爾洛夫呢?有的。你批評他,他不高興,你給他吹吹拍拍,他高興了。因此,‘客里空'還有點地位,因為黨內還有資產階級影響,‘客里空'還能靠這點殘余吃飯。不過這不可靠,哪一天一說整黨,就糟糕了,靠資產階級影響得彩的‘客里空'一下子就不行了,這是他們應該有的前途。不靠廣大人民吃飯,不靠真理吃飯,你的事業(yè)就靠不住。”
劉伯承喜歡《前線》,在解放軍高級將領中最為有名。在解放戰(zhàn)爭時期,他經常借戈爾洛夫告誡領導干部不要故步自封、犯經驗主義的錯誤,借客里空教育各級參謀人員在處理軍務時不要憑想當然辦事,杜絕粗枝大葉的“差不多”現(xiàn)象。1951年1月下旬,他在華東軍區(qū)高干會議上的報告中說:“毛主席在七大就指出了由農村轉到城市,由游擊戰(zhàn)爭轉到世界型的正規(guī)戰(zhàn),甚至毛主席教我們學習《前線》與《甲申三百年祭》,在每人思想上做了準備,現(xiàn)在正式給我們提出了要建設正規(guī)化現(xiàn)代化國防軍的任務。”作為南京軍事學院的院長,劉伯承還向學員們提出了這樣一個公式:“楊得志+羅哈里斯基+麥克阿瑟-戈爾洛夫=X?”《前線》虛構的“戈爾洛夫”同現(xiàn)實中的中外將領一道,成為他總結軍事指揮經驗的形象素材。直到1986年,鄧小平在《悼伯承》一文中還寫了這樣一段話:“1946年下半年,正是晉冀魯豫解放區(qū)戰(zhàn)事頻繁的時候,平均二十天就要打一仗。在那種情況下,他還抓緊一切空隙時間補譯、校訂《合同戰(zhàn)術》一書。他很欣賞蘇聯(lián)著名話劇《前線》,多次強調不要做戈爾洛夫式的保守人物,而要像歐格涅夫那樣勇于接受新鮮事物。伯承自己就是面對新形勢下的作戰(zhàn)特點,最早重視汲取各國現(xiàn)代軍事科學成果,最早把教育訓練提到我軍建設戰(zhàn)略位置的領導人之一!
在其他元帥當中,徐向前和陳毅也經常談論《前線》人物。徐向前1947年12月26日在晉冀魯豫軍區(qū)訓練教育會議上說:“我們要反對戈爾洛夫思想,擺老資格不學習就是戈爾洛夫,大干部擺老資格是大戈爾洛夫,小干部擺老資格是小戈爾洛夫。誰不愿當戈爾洛夫,誰就應該好好學習!边@段話當時曾廣為報道。陳毅不僅在戰(zhàn)爭年代引用《前線》人物來告誡部下要“繼續(xù)學習新技術,千萬不要做戈爾洛夫式的人物”,一直到1961年7月,在寫給孩子的詩中還叮囑:“汝要學技術,專業(yè)應精通。勿學紈绔兒,變成百癡聾。少年當切戒,阿飛客里空!
黨的高級領導干部如此重視《前線》的教育作用,一般黨員干部中的情形又怎樣呢?這方面的回憶更多。例如,錢之光在《回憶在第十八集團軍重慶辦事處的戰(zhàn)斗歲月》中說,當時在八路軍辦事處工作的一位老同志因為一件個人的事情發(fā)了脾氣,影響不太好,在黨的生活會上,一些同志對他進行批評幫助時,就聯(lián)系到《前線》里的戈爾洛夫擺老資格的做法。又如,胡開明在《在晉察冀的日子里》一文中回憶,1945年在《晉察冀日報》工作時,社長鄧拓就領導開展了一場“反對客里空”的活動,原因是編輯記者多是從平、津等城市來到解放區(qū)的,不熟悉農村生活,曾編發(fā)過不真實的報道。1947年6月,《晉綏日報》編輯部與新華社晉綏分社在該報上專門開辟了《不真實新聞與“客里空”之揭露》專欄。晉綏分局書記兼晉綏軍區(qū)政治委員李井泉總結這次活動時,要求黨政軍各部門推廣新聞界反“客里空”活動的經驗,并認為客里空與戈爾洛夫是分不開的,這兩種人在其他工作部門也有,“自滿的戈爾洛夫加上一個說謊話的客里空”將使我們打敗仗。
四、從《前線》的普及傳演看毛澤東倡導的領導思想和工作方法
在新中國成立前后,大家借用、引申戈爾洛夫和客里空這兩個戲劇人物的教育警示意義,盡管角度不同,但都有力地促進和體現(xiàn)了一種奮發(fā)進取、實事求是的時代風尚,從而使一部話劇發(fā)揮出很大的社會作用。僅此而論,毛澤東推薦《前線》的初衷是完全實現(xiàn)了。更重要的是,我們從中可以體會到一些毛澤東等領導人富有特色的領導思想和工作方法。
第一,毛澤東總是十分注意從觀察和分析形勢開始,把握客觀實際的發(fā)展趨勢,進而對人們在主觀認識上怎樣才能適應新的趨勢這個問題作出正確的判斷和引導。在事業(yè)順利發(fā)展的時候,人們在主觀上往往容易滋長戈爾洛夫那樣的驕傲自滿、不求進取的情緒,而缺乏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盡快勝任工作的能力,最需要防止說假話、空話和套話的不良風氣。毛澤東在七屆二中全會上說“黨內的驕傲情緒,以功臣自居的情緒,停頓起來不求進步的情緒,貪圖享樂不愿再過艱苦生活的情緒,可能生長”,正是他重視話劇《前線》的針對性所在。
第二,一種好的時代風尚的形成和發(fā)揚,需要各級領導干部對一個時期必須著重解決的問題具有普遍的共識,并且?guī)ь^旗幟鮮明地去倡導、去實行這種風尚。毛澤東推薦《前線》,得到各級領導干部的廣泛響應和理解,并且形成了共識。僅就前面所述,當時在中央工作的周恩來、劉少奇、朱德、任弼時、彭真、李富春、李克農,以及在部隊和地方工作的劉伯承、鄧小平、徐向前、陳毅、王震、宋時輪、朱瑞、李井泉等等,都非常清楚和看重《前線》的教育警示作用,大力支持這部話劇的演出,或帶頭宣講。在延安和各根據地、解放區(qū)的財政經濟相當拮據的情況下,沒有各級領導干部的高度重視,要普及性地排演《前線》這樣的大戲是難以想象的。而劉伯承、陳毅、鄧小平在新中國成立后還念念不忘這部話劇中的人物,更可見這出戲對那一代領導人的影響是多么深遠。
第三,適時地推介文藝作品和典型材料,是老一輩領導人經常運用的一個生動有效的領導方法和工作方法。毛澤東在這方面尤其有濃厚的興趣和深厚的素養(yǎng)。他十分重視和密切關注文藝作品和典型材料與時代、社會生活、人們的需要之間的內在聯(lián)系,因而推介起來也駕輕就熟。在延安,他還先后推薦京劇《逼上梁山》,倡導演出京劇《三打祝家莊》。前者是為了在黨員干部中普及人民群眾創(chuàng)造歷史和壓迫引起反抗這樣一些歷史唯物主義觀點,后者是為了在黨員干部中普及解決問題從分析矛盾的特殊性入手的唯物辯證的思想方法。在推薦《前線》的同時,毛澤東還推薦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1944年4月12日,他在延安高級干部會議上說:“近日我們印了郭沫若論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志們引為鑒戒,不要重犯勝利時驕傲的錯誤。”一部外國戲劇作品,一篇中國歷史文章,題材不同,所講的道理卻是相得益彰,給人的印象鮮明生動,很容易普及。在新中國成立前后,“絕不當李自成”、“不要出戈爾洛夫”和“客里空”這些口號,在對黨員干部的思想教育上,在發(fā)揚奮發(fā)進取、實事求是的時代風尚的過程中,發(fā)揮了其他理論宣傳文章不可替代的作用。從根本上說,恰當和及時地推介文藝作品和典型材料,就是借生活的典型創(chuàng)造生活,以時代的精神引導時代,正如偉大導師恩格斯所說的“把歷史的內容還給歷史”。
第四,警惕“戈爾洛夫”和“客里空”式的現(xiàn)象,應該說值得每個歷史時期的領導干部加以重視。在話劇《前線》中,戈爾洛夫的驕傲自滿、不求進取和客里空的弄虛作假、說大話空話,這兩種毛病雖然表現(xiàn)形式不同,但都是脫離實際、違背實事求是原則的主觀主義。一個看不到形勢發(fā)展的客觀要求,憑主觀經驗辦事和吃老本過日子;一個干脆就不研究實際,憑想當然辦事。這種自以為是的主觀主義作風,在不同的歷史時期都會出現(xiàn),無非是表現(xiàn)形式和具體內容會有不同。因此,防止和克服“戈爾洛夫”和“客里空”式的現(xiàn)象,是一項需要長期去做的事情。
〔作者亦水,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研究員,北京 100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