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4月22日，南京解放前夕，中外媒體報道了令世界震驚的消息：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拒絕了國民政府外交部長葉公超的南下請求，堅持“滯留”南京，僅讓參贊劉易斯·克拉克以“代辦”名義去廣州，而蘇聯(lián)駐華大使羅申卻隨國民政府南下去了廣州，留守南京的只是參贊史巴耶夫。

　　 司徒雷登“滯留”南京71天，內(nèi)中顯露了美蘇爭奪中國的暗中“較勁”。1949年1月，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研究并確定了美國當時的“當前目標”，即阻止中國成為蘇聯(lián)力量的“附庸”。2月份，這一政策即由杜魯門總統(tǒng)批準執(zhí)行。美國政界稱之為擺脫蔣政權的“脫身”政策，它堅定了司徒雷登與中共接近的信心并付諸行動。3月10日，美國政府批準司徒雷登要求與中共高層接近的計劃，于是司徒雷登在蔣政權垮臺前就開始了一系列活動。

　　 此前，美國政府長期支持蔣介石政權。隨著美國的一些開明人士對中國國共兩黨的深入了解，逐漸改變了原先的看法。盟軍司令史迪威將軍看透了蔣介石政權貪得無厭和腐敗的本質(zhì)，他在日記里寫道：“（國民黨）腐敗，玩忽職守，混亂，經(jīng)濟、稅收、言行欺騙……共產(chǎn)黨的綱領……減稅，減租，減息。提高生產(chǎn)和生活水平。參加管理，實踐諾言�！�1949年7月，他提出“中國問題的藥方是除掉蔣介石”。馬歇爾特使推薦司徒雷登做了駐華大使后，大使向美國政府提出了“趕緊修補美國與中共關系”的建議。

　　 司徒雷登與中國有著“故土情結”。他1876年出生于杭州一個美國傳教士家庭，從小受到西方文化和中國文化的雙重影響。1908年，他應聘到金陵神學院任教11年，其富有創(chuàng)造性的辛勤教學受到學生稱譽。南京的明城垣、紫金山、秦淮河、烏衣巷常令他流連忘返，他熱愛這個古城，學得一口地道的南京話。他自稱“半個中國人，半個美國人”，原本還打算終老于此地，不料，他被任命為北京燕京大學校務長而不得不離開南京。陶行知、黃華、龔湃都是他賞識的學生。27年后的1946年，司徒雷登被馬歇爾將軍薦為美國駐華大使，有幸在南京又住了3年多時間。

　　 抗戰(zhàn)期間，司徒雷登十分敬仰毛澤東。從一些參觀延安歸來的美國人口中，他了解并贊賞共產(chǎn)黨的民主、廉潔和勤奮。他支持燕大教授埃德加·斯諾由黃華陪同前往陜北蘇區(qū)訪問、采訪毛澤東等領導人和紅軍將領，向世界贊美毛澤東等共產(chǎn)黨人。燕大許多學生奔赴解放區(qū)時，司徒校長在餞別學生時還說：“國民黨腐敗無能，抗日戰(zhàn)爭的前途寄希望于中國共產(chǎn)黨。中共實行民主，美國政府決定支持中共抗日，你們到那里后請代我問候毛澤東先生。”1940年秋，司徒雷登在重慶的一次騎馬時因馬驚跑而墜馬受傷，毛澤東聞訊即發(fā)慰問電，并由周恩來轉(zhuǎn)交面呈。

　　 1941年12月，日軍將司徒雷登關入北平監(jiān)獄，抗戰(zhàn)勝利后才獲釋放。他飛赴重慶時適逢國共兩黨談判，曾兩次晤見毛澤東。

　　 一次是日本投降后，蔣介石用飛機接當時在北平的司徒雷登到重慶參加勝利晚會，當他突然發(fā)現(xiàn)中共3位代表毛澤東、周恩來、董必武也在場，忙拉著記者去見毛澤東。毛澤東滿臉笑容地說：“噢，你就是司徒先生，久仰，久仰！你們燕大同學在我們那邊（指延安）工作得很好……”

　　 第二次是毛澤東在重慶寓所設宴招待司徒雷登校長。當時是通過周恩來屬下龔湃邀請的，龔是戰(zhàn)前燕大高才生。毛主席頻頻向司徒雷登敬酒，一再感謝他對中國教育的重大貢獻，并歷數(shù)燕大學生在抗日戰(zhàn)爭中的種種表現(xiàn)，備加稱贊。司徒雷登聽得很高興。

　　 1949年4月25日清晨，35軍的一位營長為安排部隊食宿，帶著通訊員誤入了南京西康路美國大使館。當時，司徒雷登正在洗臉，突然見士兵進來，大叫起來：“你們要干什么？”恰好營教導員也跟了進來，忙有禮貌地說：“對不起，我們這就走。”當晚，毛主席在延安從“美國之音”獲知了此消息，敏銳感覺到問題的嚴重性，就親自起草了中共中央軍委給粟裕并告總前委、二野的電報，批評“侵入司徒一事做得不好”，“必須立即引起注意，否則可能出大亂子。其經(jīng)過情形速明電告，以憑核辦。”

　　 總前委查明經(jīng)過，報告了中央，并作了自我批評。5月3日，毛澤東為中央軍委起草致總前委、華東局、二野、三野電文，再次強調(diào)：“請你們轉(zhuǎn)告華野、中野，各軍各師以資警惕。”“如果各軍對于像外交問題這樣重大事件，可以不請示，不報告，各軍各地擅自隨意處理，則影響所及，至為危險�！�5月16日，毛主席為各地入城部隊制訂了保護外僑、處理外交事宜等的12條紀律，顯示了正確的外交思想。

　　 毛澤東知道中美關系的重要性，指令周恩來調(diào)派天津外事處處長黃華趕赴南京，任南京軍管會外事處處長。一是為中央接收敵偽外交檔案；二是迅速與司徒雷登談判溝通。

　　 黃華1932年作為流亡學生進入燕京大學經(jīng)濟系，與姚依林、黃敬等同為“一二·九”時代學運的三領導。5月5日下午，他來到南京中山東路原外交部，打電話給美大使館的秘書傅涇波學友，約好次日見面。見面時，傅提出：“你來了，也應該去看看你的老校長�。　�5月13日晚上8點半，黃華以私人身份拜訪了老校長，交談了近兩個小時。因為中央要求黃少說多聽，了解美國政府的意向，精心進行中美對話，黃華與司徒雷登有了多次見面。6月6日，黃華與司徒雷登在軍管會外事處辦公室正式談判，核心是美國和新中國建交問題。

　　 6月16日，中央安排燕大校長陸志韋寫信致司徒雷登，邀請他北上訪問燕大，在那里過70壽辰。6月28日又轉(zhuǎn)達了毛澤東、周恩來歡迎司徒前往北平的信息。但是，司徒雷登堅持先請示國務卿艾奇遜后再北行。司徒雷登在與黃華接觸的同時，還請去北平參加新政協(xié)籌備委員會的民革領導人陳銘樞和民盟領導人羅隆基，向中共領導人轉(zhuǎn)達美國政府對中國問題的看法。他要羅隆基轉(zhuǎn)告，如果新中國采取中間態(tài)度，不完全親蘇，美國可以一次給新政府50億美元，接近印度15年所獲得的貸款。而羅隆基聽到毛澤東“一邊倒”（倒向以蘇聯(lián)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的報告時，不敢把“50億美元援助之事”轉(zhuǎn)達給中央。不料，美國政界兩派激烈爭斗的結果，又擬將其在亞洲的工作中心放到日本。終于，中美錯過了實質(zhì)性談判的機會。到了7月2日，艾奇遜電令司徒立即回國述職，終于關上了中美談判的大門。這樣，一次歷史上難得的“中美建交”接觸便戛然而止。

　　 8月2日早晨，在南京軍管會派人到明故宮機場監(jiān)督放行下，司徒雷登登機向我方人員揮手道別，帶著遺憾心情飛離南京……

　　 8月18日，新華社播發(fā)了毛澤東撰寫的《別了，司徒雷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