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不忘卻長征
（2001年10月19日）
六十七年前，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迫使中央紅軍于1934年10月10日晚從中央蘇區(qū)開始戰(zhàn)略轉移。歷時一年、歷經(jīng)磨難、橫跨11省、行程兩萬五千里，終于，1935年10月19日到達陜甘蘇區(qū)吳起（今吳旗）鎮(zhèn)。這便是舉世聞名的“長征”。10月22日在吳起鎮(zhèn)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宣布，黨中央和陜甘支隊已經(jīng)完成了一年的長途行軍。這標志著長征的勝利結束。
對長征，毛澤東曾寫過一句著名的評價：“長征是歷史記錄上的第一次，長征是宣言書，長征是宣傳隊，長征是播種機”。的確，長征，太值得人們關注，也太能引起人們的關注。
對長征及其所表現(xiàn)的精神，后人非但不應忘記，反而應該永遠地、深深地把它印刻在腦海中。所以，在此日子我們作此文，并取此名：為了不忘卻長征。
本文的目的，不是再現(xiàn)那段卓絕的歷史，而是抒發(fā):用今天的視角重新審視長征所帶給我們的啟示和感慨。
一、英雄和精神
回視長征，給我們最為強烈的感觸是：它在宇宙蒼穹里奏響了全人類最為嘹亮的英雄主義大合唱！這合唱，肯定是空前的，也幾乎是絕后的。
長征之中的工農(nóng)紅軍，數(shù)度陷入絕境，也數(shù)度創(chuàng)造了起死回生的人間奇跡。難道奇跡是上蒼恩賜給他們的嗎？
從來就沒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
只需一個事實，就可以給出問題的答案。
當紅軍渡過金沙江、剛剛擺脫幾十萬蔣軍的圍追堵截后，在大渡河又次陷入絕境。前有闊200米、流速每秒4米、兩岸地形險峻且有敵人布防的大渡河天險，后有金沙江，左右（北南）兩面則是即將洶涌而來的敵人。蔣介石說，要讓紅軍成為石達開第二，因為當年太平天國的這位英雄就是在此全軍覆滅的；蔣軍飛機灑下的傳單這樣說紅軍：前有大渡河，后有金沙江，朱毛紅軍插翅難逃！
紅軍原計劃是從安順場渡河的。可是，在安順場渡口卻只搞到一條船；當17勇士冒死強渡成功后，在對岸得到的，卻依然是渡他們過去的那同一條船。用這條船要渡過全部紅軍，需要一個多月！不用一個月，只要一周，圍剿的蔣軍便會飛馬趕到？磥，真是要“插翅難逃”了。
然而，奇跡，卻在安順場以北數(shù)百里的瀘定橋被創(chuàng)造了。
飛奪瀘定橋是在大渡河兩岸、兵分兩路同時展開的。
已從安順場渡河的劉伯承、聶榮臻為右縱隊，沿大渡河左岸（東岸），自27日開始向320里外的瀘定橋猛打猛沖，日行軍百余里，途中還在兩處打掉了敵軍兩個團加一個旅部，僅用3天就在30日凌晨趕到了瀘定城。其間付出多少血汗，承受了多大壓力，已經(jīng)是不可想象的了。
然而，更加不可想象的是：林彪的左縱隊不但已從對岸趕到，而且，還比他早9個小時奪占了瀘定橋！
記住這支英雄的隊伍：紅一軍團二師四團，紅軍的頭等主力。
當他們受領奪取瀘定橋任務的時候，本已筋疲力盡，因為他們已經(jīng)跑了兩百多里路；如果說河東岸道路還算好些的話，他們這一路卻是高山峻嶺，幾乎無路可走；即使他們趕到瀘定橋，憑借天險、以逸待勞的守敵卻在對岸，需要他們過橋去攻克；……
27日午夜，他們出發(fā)了，走的是羊腸小道，有時不得不停下來挖一個落腳的地方。翻山過河，路上還打了兩仗，一夜過去，競走了八十多里。然而，28日凌晨卻接到了林彪的命令，要他們29日前拿下瀘定橋！
一晝夜，用雙腿，沿著不是路的路，行軍兩百四十里，趕到后還要立即發(fā)起戰(zhàn)斗、奪取天險，……
這可能嗎？
試問，世間有哪支部隊能夠完成這樣的任務？
只有一支——中國工農(nóng)紅軍。
行軍縱隊里，黨支部、黨小組邊行軍、邊開會；天黑了，下起傾盆大雨，走在雨水沖洗的羊腸小道上，三步一滑、五步一跌，隊伍簡直是在滾進；部隊一天沒吃飯，每人拄著一根拐杖，嚼生米，喝涼水……終于，29日凌晨，他們趕到了瀘定橋！
當紅軍趕到的時候，橋上的大部分木板已被敵人拆掉，只剩下十三根粗粗的鐵索，鐵索的對面則是敵人黑洞洞的槍口及其組成的火力網(wǎng)。
由連長廖大珠率領21名戰(zhàn)士組成了突擊隊，這就是中外聞名的22勇士。
他們冒著敵人的火力在滔滔河水上沿著搖搖晃晃的鐵索匍匐前進；
他們昂然沖入敵人在沒有撤去的木板上澆上煤油而點燃的洶洶烈火；
他們在烈火濃煙中向著數(shù)倍于己的敵人發(fā)動了勢如破竹的強攻；
紅軍戰(zhàn)士沖過去了，國民黨軍隊跑了。
毛澤東寫道：大渡橋橫鐵索寒……
22個勇士剩下18個，他們每人得到的獎賞：一套列寧服，一個日記本，一支鋼筆，一個搪瓷碗，一個搪瓷盤和一雙筷子……
只此一個事實，就可以告訴我們前面問題的答案：創(chuàng)造那些奇跡的，乃是成千上萬的英雄，那些英雄的紅軍指戰(zhàn)員。
任何一個民族里，英雄，總是這個民族的脊梁。這幾乎是顛撲不破的。
再問，為什么紅軍指戰(zhàn)員會成為那樣的英雄，會有那樣英雄的行為？因為共產(chǎn)黨人用他們的實際行動和理想，成功地在他們內部塑造了一種高揚的精神。
人的潛力往往是無法想象的，也幾乎是不可思議的。而那種高揚的精神，則恰恰可以最大限度地激發(fā)人的那種潛力。
這種精神，不但成就了紅軍的輝煌，還造就了抗日戰(zhàn)爭、解放戰(zhàn)爭、抗美援朝、邊境自衛(wèi)作戰(zhàn)以及過渡時期和“一五”期間建設成就的輝煌。
一個不崇尚英雄的民族是沒有希望的；一個沒有高揚精神的民族也是沒有希望的。
因為，無此精神，則無此英雄。
試問，當代這些精神還殘存多少？
只可嘆的是，英雄似乎天生就是悲壯的：播種，但不參加收獲；投入，卻難獲得“效益”。大渡河18勇士絕大多數(shù)沒活到全國解放，更沒有一個成為“黨和國家領導人”；四團英雄的團長王開湘，這位紅軍長征的開路先鋒，因不堪忍受傷寒病痛，竟用自己的手槍結束了自己的生命：他連長征的勝利都沒有看到！
難道因此就傷害了英雄精神嗎？難道沒有功利就不去充當、不去弘揚英雄了嗎？
如果眾生皆從個人利益出發(fā)，中華民族便出不了屈原岳飛，出不了孫中山毛澤東……
二、輝煌和磨難
共產(chǎn)黨人能造就昨天的輝煌、能成就今天的事業(yè)，實在是眾多磨難在一個相同方向上累計的結果，是持有更多正義、掌握更多真理的結果。這是長征帶給我們的第二種感慨。
沒有磨難，肯定無法造就輝煌；眾多我行我素、相互矛盾的磨難，只能造就日甚一日、更大更多的磨難；惟有眾多的磨難累計在同一面旗幟下、發(fā)生在同一個方向上、作用于同一個信仰下，才能成就輝煌。
紅軍的長征，是磨難累計的產(chǎn)物；紅軍長征的勝利，也是磨難累積的產(chǎn)物。長征的勝利，固然沒有造就最終的輝煌，但是，卻已經(jīng)給這種輝煌的到來創(chuàng)造了足夠的條件。因為它恰恰映現(xiàn)了磨難和輝煌之間存在的那種歷史的邏輯。試看：
蔣介石的一個輝煌，同時也是紅軍的一個磨難，引發(fā)了長征，這就是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
接下來便向相反的方向轉化了：紅軍巧妙地利用了軍閥之間的矛盾，成功地突破了敵人的第一、第二道封鎖線。已經(jīng)有足夠的證據(jù)表明，那是因為紅軍和廣東軍閥陳濟棠達成了某種協(xié)議：互不侵犯、對天放槍。
再接下來，“磨難輝煌”的圈子又轉了回來：紅軍在湘江戰(zhàn)役中損失慘重，八萬六千人的部隊，剩下的已經(jīng)不足四萬。
磨難和輝煌之間的上述輪流轉換難道是我們的宿命嗎？不是。其中的原因，恰恰在于對立的雙方都知道從失敗中吸取經(jīng)驗教訓。紅軍如此，蔣軍同樣如此。
紅軍，面臨一個又一個的磨難。然而，在這些磨難的背后，卻始終潛在著那種一貫的旗幟、方向和精神：為了消滅剝削者的剝削、為了爭取勞苦大眾的利益、為了共產(chǎn)主義的事業(yè)。這種旗幟、方向和精神，不是僅僅地停留在口頭上，而是深深地融入革命者的內心深處（即使在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那里，也許照樣如此）。
只要這面旗幟不倒，只要她始終潛在于革命者的內心，那么，磨難的累積總會帶來輝煌。結果，造就輝煌的必要前提來了：遵義會議。
遵義會議的價值，也許不在于毛澤東掌握了革命的實際領導權，而在于，它找到了保證那面旗幟不會隕落的正確道路：讓那些更好地掌握真理的人們，讓那些能夠把馬克思主義普遍原理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有效結合起來的人們，指導和駕馭革命的航向。這，恰恰是造就輝煌的必要前提。
此后難道就沒有磨難了嗎？非也。
執(zhí)掌了領導權的毛澤東，其實并沒有立即贏得哪怕是短暫的勝利，恰恰相反，卻迎來他自己承認的四次失敗之一：土城戰(zhàn)役。這場戰(zhàn)役中，連向來寬厚的朱德總司令都對躺在擔架上的指揮員大發(fā)其光火？捎惺裁从媚兀孔罱K還是不能達到預定的作戰(zhàn)目的，因為我們的決策失誤了。
沒有土城戰(zhàn)役的失利，也就沒有一渡赤水；而沒有一渡赤水，自然也就沒有“四渡赤水”，這個毛澤東終生引以自豪的得意之筆。不只是他自己這樣認為，而是的的確確：它是可以寫進戰(zhàn)爭教科書的輝煌戰(zhàn)例。
反過來，輝煌之中照樣有磨難：四渡赤水的輝煌，并不能否認魯班場戰(zhàn)役的失利。1935年3月15日拂曉，紅軍主力兵團試圖消滅周渾元的三個師，到下午17時，不但未果，反而遭到人家的反攻，不得不撤出戰(zhàn)斗。
輝煌并不是沒有磨難；一味順暢地輝煌反而不存在，以致人們會對這種輝煌產(chǎn)生懷疑。
磨難并不會影響輝煌，只要它不占據(jù)主流：正象土城、魯班場的失利不會影響“四渡赤水”的輝煌一樣。
自此之后我們看到，“輝煌磨難”的轉換照樣持續(xù)，總結經(jīng)驗、汲取教訓的心態(tài)和行為在敵我雙方同樣存在，然而，由于我們持有更多地正義、掌握更多地真理，結果：我們從此較少地面對了磨難、更多地享受了輝煌，以至累積下來，最終贏得了輝煌。試看：
盡管后來有金沙江、大渡河、張國燾、過草地等一系列地困難和磨難，可輝煌卻始終占據(jù)主流，而且，最終使我們贏得了長征的勝利。
我們不但贏得了長征的勝利，還贏得了后來一系列的勝利。
但是，再后來呢？
到此，難道還不應該明白嗎？
第一，的的確確，輝煌的造就是以磨難的累積做基礎的。其實，這也是辯證法之最基本的常識。
第二，磨難的累積，并非必然地造就輝煌，因為它需要兩個條件：首先，這些磨難必須累積在同一面旗幟下、發(fā)生在同一個方向上、作用于同一個信仰下，而且，在人群的內心，也必須始終潛在著那面旗幟，以及那個方向和信仰；其二，遭受磨難的人，本身應占有更多地正義和真理。
反而觀之，以往的和今日的輝煌之下，決不等將來的輝煌。在不同旗幟、不同方向和不同信仰下，在沒有掌握足夠正義和足夠真理的情況下，也能造就輝煌，而且，這些輝煌也能帶來“繁榮昌盛”；然而，這些輝煌卻是“偶然的輝煌”，由此而來的“繁榮昌盛”也往往是暫時乃至虛假的；更為甚者，這種繁榮昌盛的背后，還往往孕育著致命的磨難。我們看到，蔣介石所遵循的，恰恰是這種邏輯。
此種視角，難道不可以幫助我們回視歷史、洞察當代嗎？
因為曾經(jīng)磨難就貿(mào)然拒絕同樣存在的輝煌，是荒謬的，關鍵是分清主次（也許，分歧恰恰在此）；
同樣值得懷疑的是：如果人群的內心不再擁有同面旗幟，以及同個方向和信仰，如果我們的行為喪失足夠的正義和真理，那么，以往的災難（甚至包括輝煌）還能在未來造就輝煌嗎？至少，其間絕對不是必然的！
三、信仰和野心
信仰和野心只有一墻之隔：為求信仰的實現(xiàn)而攫取權力，看似野心；為求野心的實現(xiàn)而豎起的那些高聳的“牌坊”，則看似信仰。只不過，在戰(zhàn)爭年代里，在生與死、血與火的考驗面前，這種主觀上的混淆則是很容易廓清的。此乃回視長征給我們的第三種感觸。
讓我們列舉三個史例。
第一個是陳毅。也許陳毅并非想攫取權力，然而，在歷史上，他卻兩次取代過毛澤東，卻也因兩次失敗的教訓承認了毛澤東。第一次是1928年7月，毛澤東不執(zhí)行湖南省委關于離開井岡山、去打大城市的指示，陳毅執(zhí)行；結果，毛澤東丟掉了紅四軍前委書記，陳毅取代了他；結果，紅軍去了湘南，失敗了——陳毅第一次深刻認識到毛澤東的正確。第二次是著名的紅四軍“七大”，紅四軍圍繞前委職權和軍委職權等問題（毛澤東把它歸納為14個問題）爭個不亦樂乎——宵小看來，他們在“爭權奪利”，毛澤東不妥協(xié)調和，陳毅妥協(xié)調和；結果，毛澤東又次丟掉了紅四軍前委書記，陳毅又次取代了他；結果，問題沒有得到正確解決的紅軍隊伍，思想混亂、作戰(zhàn)不利。陳毅是一個真正讓“野心”（他沒有野心）服從信仰的人，他服從真理、服從信仰。失敗使他認識到毛澤東的正確，信仰，使他拿著自己起草的中央“二月來信”，主動向毛澤東承認錯誤，親自把毛澤東請回部隊來（不是陳毅去請，當時的毛澤東也許不會來，執(zhí)著的他當時不原諒陳毅、還要打倒“陳毅主義”呢）。陳毅有一顆坦蕩的心。
第二個是長征初期的毛澤東。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已經(jīng)客觀宣布了當時軍事領導者的失敗。毛澤東空有一身的能耐，卻被剝奪了軍事指揮權。無權，如何施展他的本事？由此，他在擔架上開始了耐心的說服、爭取活動：當他知道張聞天與李德已經(jīng)出現(xiàn)裂痕的時候，在長征伊始就強烈建議中央把他和張聞天、王稼祥安排在一組；途中，他與王稼祥晝夜長談，說服了王，又通過王說服了張。這個爭取過程，被美國人哈里森·索爾茲伯里稱作“擔架上的‘陰謀’”。試想，如果沒有這個“陰謀”，又有誰敢肯定遵義會議會有那樣的結局呢？如果沒有遵義會議后來的結局，共產(chǎn)黨、紅軍的歷史會不會重寫呢？歷史是不能假設的。我們就不去假設？尚枰治龅氖牵寒敃r的毛澤東，無論從他的直接動機——奪回軍事指揮權，還是從他所采取的方式，都很象是“陰謀”；然而，如果我們再透視他的深層動機——挽救紅軍、挽救事業(yè)、挽救信仰，這難道是陰謀嗎？在這里，勝者王后敗者寇的邏輯，顯然是不能適用的。
第三個例子是張國燾。他的資歷不可謂不老——毛澤東當年在北大做圖書館助理員的時候，張國燾已經(jīng)是該校三年級學生，且為風云人物；他的能力不可謂不強——且不論政治，單論軍事：獨立指揮紅四方面軍打下了九萬平方公里的根據(jù)地、擁有八萬多戰(zhàn)斗部隊；他的信仰也不可謂不堅定（當時及其前）——背叛自己的富裕家庭，學生時代即投身革命事業(yè)，且一直為此而奮斗。然而，當他同一方面軍會師之后，卻拿自己的兵強馬壯當作攫取權力的資本，要權要勢，而且強迫中央、紅軍聽從自己的主張，否則就要“徹底開展黨內斗爭”。其實，為事實所證明的其南下行軍路線的錯誤，倒不是問題的關鍵，因為觀點的對錯并不能反映根本問題，任誰都有犯錯誤的時候，即使是長征時期的毛澤東（下面就要說到）；問題的關鍵也許正如毛澤東所言：張國燾“有野心”——當信仰和權力交織在一起的時候，他卻把權力看得比信仰還要重！
共產(chǎn)黨歷史上的政治斗爭，寫入正統(tǒng)黨史的就有好多次；長征時期及其前后亦然，比如：二十八個半對毛澤東的排斥打擊等等。這里，不用再列舉其他的了。僅上面三個事例就足以幫著我們理解“信仰和野心”的問題了，而這個問題，也許始終貫穿在我黨歷次黨內政治斗爭之中，甚至貫穿在人類歷史的各種爭斗之中。
從某種意義上講，野心，甚至是“歷史使命感”的一種表現(xiàn)形態(tài)；由此，沒有“野心”，也許很難造就強力且遠大的信仰。然而，此論卻絕非抹殺二者之間的差別。
信仰和野心有很多區(qū)別，但最根本的，就是看其背后的動機：是為了一己私欲，還是為了民族國家。
固然，我們不能否認以下現(xiàn)象：在很多場合中，在很多人那里，兩種動機是交織并存的；然而，其中總有個主次。
固然，我們也許無法立即地、精準地來認清這個主次，從而辨別野心家；然而，我們卻堅信：群眾的眼睛是雪亮的，歷史的明鏡是“賊亮”的，更何況，戰(zhàn)爭年代血與火的考驗更可以幫助我們做到這一點。
可嘆的是：我們不會總處在血與火的年代，因而，我們就難免野心家的飛揚跋扈。
可嘆的是：即使在血與火的年代（這樣的年代本會有助于造就強力信仰、規(guī)避野心），我們仍難免野心家的存在，那么，和平年代，便更難免他們“數(shù)量和質量”的擴張了。
可嘆的是：信仰和野心之間的廓請是如此之難，以至我們既可能把野心家當作先知，也可能把英雄當作暴君。
在精神淪落、貪欲猖獗、醉生夢死的某些和平年代里：
我們是否可以說，“野心”勢力會超過“信仰”；
我們是否該有這樣的疑問，“為信仰而戰(zhàn)”不會被別人誣蔑為“為野心而戰(zhàn)”嗎？試看：不是有某些精英們把毛澤東發(fā)動“文革”的動機“執(zhí)著地”看作“權力之爭”嗎？（必須聲明，這決非為“文革”辯護）
上面的三個例子以及其間的差別，是否可以給我們提供某些啟示呢？
為了信仰和真理，可以喪失權力：這是陳毅之類人的做法；
為了信仰和真理，應該獲取權力：這是毛澤東之類人的做法；
把信仰讓位給權力，更何況是沒有掌握真理，也許根本就是張國燾之類人的“信仰”——這是野心家。
四、領袖和神靈
回視長征，我們再一次、更進一步地體悟到這樣的“通俗觀念”：領袖不是神靈，他照樣會犯錯誤；領袖真要成為神靈，就必須善于從錯誤中迅速汲取教訓，必須善于聽取不同的意見，必須善于從這些意見中準確地選中那些正確的部分。
不論別人是否贊同，迄今我一直認為：毛澤東，是中華民族乃至全人類、空前乃至絕后的偉大英雄！長征，恰恰是成就其為這種英雄的重要時期。那么，我們不妨看看這位英雄在長征期間是如何做為的。
當著毛澤東在遵義會議上終于贏得對紅軍的實際指揮權之后，總該有發(fā)言權乃至決定權了吧！如果他是那樣地“神靈”，總該不會犯什么錯誤了吧！然而，事實上我們看到：
大而言之，他不是神靈。例如：他并沒有在一開始就為紅軍選中正確的進軍方向。當時的決定是：從宜賓到瀘州之間渡過長江，在川西北建立根據(jù)地。且不論長征的終點卻是陜北，即使在確定進軍陜北之前，也曾數(shù)度改變進軍方向，一會兒云貴川，一會兒黔北，一會兒黔西南……
小而言之，他也不是神靈。正如前面提及，土城戰(zhàn)役“欲吃其人”，卻差點兒“反被其吃”。結果，被迫渡過赤水河：神來之筆的“四渡赤水”原來不是預先算定的！再后來，他又力主在魯班場消滅周渾元，同樣未果，以致不得不放棄在貴州開辟根據(jù)地的戰(zhàn)略企圖。（即使到了解放戰(zhàn)爭，毛澤東的軍事指揮已經(jīng)完全成熟，也照樣有失誤）。
其實，這些失誤，連毛澤東自己都承認，而我們的某些“善良”的辯護者卻還在那里振振有詞地掩飾。更何況，花費這多來“昭顯”毛澤東戰(zhàn)爭年代（不是建國以后）的失誤，這不是詆毀心中的英雄嗎？非也非也。殊不知：文過飾非才是對英雄的真正詆毀。
反過來論，那些失誤能夠掩蓋毛澤東的偉大嗎？笑話！
那么，他偉大在哪里？至少，長征的歷史可以向我們昭示他足夠的偉大之處。
首先，他所采取的機動靈活的戰(zhàn)略戰(zhàn)術，足顯其偉大。對手蔣介石受過良好的軍事訓練，留過東洋、辦過軍校，熟讀兵書戰(zhàn)法；而毛澤東沒留過洋，沒進過軍校？山Y局呢？“打得贏就打，打不贏就走”，多么簡單的句子！他卻用它打敗了“他”——老蔣。每念及此便生此感：如果說蔣介石是高才，那么，毛澤東可謂“天才”。不知蔣介石有沒有過周瑜的慨嘆！
其次，他的特別善于隨機應變，特別善于在失敗中總結經(jīng)驗并迅速走向勝利，則又顯其偉大。土城打成相持并發(fā)現(xiàn)敵情判斷有誤之后，果斷決定撤出戰(zhàn)斗。戰(zhàn)后，很快總結出三條深刻的教訓，從而在此后避免了類似的失誤。至于“三渡赤水”之后，則幾乎已把蔣介石“玩弄于股掌”。
其三，他的善于聽取不同意見，且十分善于迅速而準確地從中選出正確的部分，則更顯其偉大。正是他在3個小時內迅速認同了彭德懷、林彪等提出的建議，便取得了二渡赤水后的遵義大捷；四渡赤水后，正是他果斷接受了彭德懷的“甚至入滇”建議，才有了后來的“北盤江”，乃至大渡河……
也許，一個真正的領袖，固然在于提出思想，更在于準確地選擇、并果斷地接受別人的正確思想。惟其如此，他才能逐步“靠近神靈”。
我們看到，此后相當長的時期內，他都絕好地做到了這一點，從而使他逐步“靠近神靈”；可后來，就在他就要成為“神靈”的時候……
如果沒有這個“后來”，他難道不會離“神靈”更近一些嗎？然而，事實卻是：沒有這個“如果”——領袖不是神靈。
結語
（一）必須聲明，本文也許存在這樣的嫌疑：把觀念強加給歷史，用觀念來“曲解”歷史，并用這種觀念不加分析地感觸現(xiàn)在和未來。
我們歡迎來自這種方向的詰難，因為，對歷史完全可以用不同的觀念和角度來理解、來考察，對現(xiàn)在和未來的理解考察同樣如此。
但同時，我們不怕這種詰難：因為，我們的上述“觀念”，正好就是從對歷史的考察中感悟出來的，是歷史作用于“老觀念”而誘發(fā)的“再理解”；因為，至少當代的種種現(xiàn)實又恰恰回應了我們的那些“觀念”和“感觸”。
只不過，面對同樣的歷史，掌握同樣的史料，得出的結論和感受，卻幾乎必然地會因人而異罷了。
只不過，面對同樣的現(xiàn)在，個人的體察與感悟，也幾乎必然地會因人而異罷了。
（二）無論如何，長征，永遠值得我們銘記。
因為，它告訴了我們：英雄是怎樣在精神的感召下鑄就的，是怎樣為我們創(chuàng)造人間奇跡的；輝煌是怎樣在磨難的基礎上鑄就的；信仰和野心是怎樣存在并相互抗爭的；領袖又是怎樣被歷史造就的。
更因為，即使以上所說全是廢話，乃至全是謬論，但至少，長征“向全世界宣告，紅軍是英雄好漢”。
毛主席的這句話，是“絕對真理”。！
注：本文引用的歷史素材，恕不一一注明出處。
（修改于：2001年10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