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英君
毛澤東早期思想從探討宇宙的“大本大源”入手，進而從維新派、激進民主派等眾多思想流派中接受有益的東西并逐步改造和揚棄他們，最后完成由激進民主主義者向馬克思主義者轉(zhuǎn)變。本文僅就這一思想發(fā)展過程中所表現(xiàn)出來的特點作一探討。
一、毛澤東早期思想植根于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土壤并深受其影響
“大本大源”是毛澤東早期思想中常常提到的命題，即對世界本源的認識。他說：“夫本源者，宇宙之真理”，又說“只將全幅工夫，向大本大源處探討”①。青年毛澤東所悉心探討的“大本大源”類似宋明理學中“理”的概念，理學家的“天理”觀，對毛澤東的早期思想產(chǎn)生重大影響，主要表現(xiàn)在毛澤東對“天道”、“人道”等問題的認識上。
在“天道”問題上，1917年8月毛澤東《致黎錦熙信》中說：“夫本源者，宇宙之真理，天下之生民，各為宇宙之一體，即宇宙之真理，各具于人人之心中”②。這是一種“心即理”的本體論，基本上與陸、王心學“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的主觀唯心主義“天理”觀是一致的。對于“天道”與“人道”，即天與人的關系，毛澤東受傳統(tǒng)儒學的影響，接受了“理學”中“天人合一”的思想。他在《進堂錄》中寫道：“一個之我，小我也；宇宙之我，大我也；一個之我，肉體之我也；宇宙之我，精神之大我也”，“我之界當擴而充之，是使宇宙一大我也”。其意思就是要求物質(zhì)之我，服從作為世界本源的精神之大我，達到“我即宇宙”境界。又寫道：“人心即天命，故曰天視自我民視。天命何？理也。能順乎理，即不違乎人；得其大，斯得天矣”③�！疤烊撕弦弧笔恰袄韺W”思辯領域中的重要命題，在理學家二程哲學中，“天理”即指自然的普通法則，又指人類的當然法則，“天人合一”即“天道”與“人道”的統(tǒng)一�！吨v堂錄》是毛澤東修身課的學習記錄，雖然沒有經(jīng)過認真思考，但在一定程度上表示了他對傳統(tǒng)理學的贊許和認可。
文化傳統(tǒng)的影響，還表現(xiàn)在毛澤東對儒家人生理想模式的追求方面。
“內(nèi)圣外王”是中國儒家精神所昭示的人生理想模式，也是中國哲學傳統(tǒng)的中心命題。所謂“內(nèi)圣”指人內(nèi)在的修養(yǎng)和操守，即對“天命之性”的體察和省悟；所謂“外王”，即是把主體修養(yǎng)所得施之于外，將學問引向事功之途，從而達到“學問”與“事功”的統(tǒng)一�！拔逅摹鼻昂�，毛澤東探討“大本大源”宇宙真理的認識過程，也是追求“內(nèi)圣外王”這一人生理想模式的過程，在毛澤東看來，只有領悟到宇宙的“大本大源”便標志著“內(nèi)圣”的完成，而做到“內(nèi)圣”與“外王”的統(tǒng)一，即“學問”與“事功”的結合，便是“內(nèi)圣外王”人生理想的實現(xiàn)。所以毛澤東認為商朝大臣伊尹是“德功俱全”之人，“可法”；孔子所以被奉為至圣先師，主要是“通達天理”，深得天地之“大本”，是“立德、立功、立言”之人，而拿破侖僅是“發(fā)展其所得于天之本性，伸張其本性中至偉至大至力”的人，所以“豪杰也，而非圣賢�！雹�
青年毛澤東悉心研究各方面的知識，特別是對曾國藩的評價更說明了這一點。曾國藩被人推崇為“立德、立言、立功”之人，亦為深得“大本大源”之道。1917年8月，毛澤東在《致黎錦熙信》中說：“愚于近人，獨服曾文正，觀其收拾洪楊一役，完美無缺。使以今人易其位，其能如彼之完滿乎？天下亦大矣，社會之組織極復雜，而又有數(shù)千年之歷史，民智污塞，開通為難。欲動天下者，當動天下之心，而不徒在顯見之跡。動其心者，當具有大本大源”⑤。相反，康有為變法失敗，毛澤東歸因于他不諸本源之道，他說：“孫、袁吾不論，獨康似略有本源矣。然細觀之，其本源究不能指其實在何處，徒為華言炫聽，并無一干豎立，枝葉扶疏之妙”⑥。顯然，毛澤東對曾國藩的評判是暫時撇開了他在歷史上的功過是非，而重在“內(nèi)圣外王”模式入手，尋找其成敗得失的關鍵，從而得出學無本源，就像“秋潦無源，浮萍無根”，事功難立的結論。
中國儒學傳統(tǒng)把“內(nèi)圣外王”之道作為人生理想模式，封建倫理道德的三綱八目便是“內(nèi)圣外王”的展開和具體化，由此形成一套嚴密的倫理思想體系，成為歷代知識分子追求學問和事功的極致，如上所述，青年毛澤東也深受影響。
這里需要指出的是，毛澤東在探討“大本大源”宇宙真理之時，正是新文化運動風起云涌、傳統(tǒng)的倫理思想和價值觀念面臨挑戰(zhàn)的時代，從而使毛澤東與傳統(tǒng)的倫理觀念對立，毛澤東開始用新的哲學、倫理學對“內(nèi)圣外王”的主體內(nèi)涵進行改造和揚棄，使這一人生理想模式的內(nèi)涵與封建倫理道德的主體迥異。
二、毛澤東早期思想中的憂國憂民意識與近代愛國主義傳統(tǒng)是一脈相承的
毛澤東青年時代就以“身無分文，心憂天下”自勉，他的憂國憂民意識主要體現(xiàn)在他對中國國民性的思考。
早在1912年春，毛澤東在湖南全省高等中學讀書時就表現(xiàn)出強烈的憂國憂民意識，他在《商鞅徙木立信論》一文中寫道：“吾讀史至商鞅徒木立信一事，而嘆吾國國民之愚也，而嘆執(zhí)政者之煞費苦心也，而嘆數(shù)千年來民智之不開、國幾蹈于淪亡之慘也”。又寫道：“吾特恐此徒木立信一事，若令彼東西各文明國民聞之，當必捧腹而笑，噭舌而譏矣”⑦。此文被國文教員批為“實切社會之論，目光如炬，落墨大方”，“是有功于社會文學”。在這以后，毛澤東對中國的國民性更有進一步的認識。如1917年8月他在《致黎錦熙信》中說：“蓋舉世昏昏，皆是斫我心靈，喪我志氣，無一可與商量學問，言天下國家之大計”。又說：“近頃略閱書報，將中外事態(tài)略為比較，覺吾國人積弊甚深，思想太舊，道德太壞。夫思想主人之心，道德范人之行，二者不潔，遍地皆污。蓋二者之勢力，無在不為所彌漫也。思想道德必真必實。吾國思想與道德，可以偽而不真、虛而不實之兩言括之，五千年流傳到今，種根甚深、結蒂甚固，非有大力不易摧陷廓清”⑧。又如，據(jù)毛澤東的好友張昆弟日記記載，一次毛澤東與他的談話中說：“現(xiàn)在的國民性惰，虛偽相崇，奴隸性成，思想狹隘，安得國人有大哲學革命家，大倫理革命家，如俄之托爾斯泰其人，以洗滌國民之舊思想，開發(fā)其新思想”。又說：“中國人沉郁固塞，陋不自知，入主出奴，普成習性，安得有俄之托爾斯泰其人者，沖決一切現(xiàn)象之網(wǎng)羅，發(fā)展其理想之世界�！雹�
憂國憂民的參與意識是中國歷代知識分子的共同特點。上述毛澤東的憂國憂民意識與近代中國知識分子的愛國主義傳統(tǒng)是一脈相承的。尤其是湖湘志士，如王船山、譚嗣同、楊昌濟等，都是毛澤東所崇拜的人物，他們對中國積弱習成的國民性都有著強烈的憂患意識，毛澤東深受感染。如譚嗣同針對當時外國資本主義列強侵略中國所造成的民族危機，痛心疾首地指出：“外患深矣，海軍熸矣，要害扼矣，堂奧入矣，利權奪矣，財源竭矣，分割兆矣，民倒懸矣，國與教與種將偕亡矣”⑩。毛澤東稱他“魄力頗雄大，誠非今日俗學所可比擬”(11)。又如，毛澤東的老師楊昌濟指出：“今日中國國民實近于生死關頭，間不容發(fā)之時也，尚不自覺可為寒心，奴隸牛馬萬動力不復，吁其危矣”(12)。深刻地指出了中國的民族危機超過以往任何時候。楊昌濟曾經(jīng)長期研究中國傳統(tǒng)文化，又曾先后留學日本、英國和考察德國，是一位學貫古今中西的“海內(nèi)名儒”，他既是青年毛澤東的尊敬教師，又是毛澤東的岳父，所以兩人關系非同一般，耳濡目染，影響至深。正如他后來對斯諾回憶說：當時“給我印象最深的教員是楊昌濟，他是從英國回來的留學生，后來我同他的生活有密切的關系，他教授倫理學，是一個唯心主義者，一個道德高尚的人。他對自己的倫理學有強烈的信仰，努力鼓勵學生立志做有益于社會的正大光明的人�！蓖瑫r，由于楊昌濟的很多思想是來自王船山、譚嗣同等，毛澤東當時的思想也直接或間接受其影響。不難看出，從王船山、譚嗣同到楊昌濟、毛澤東，這種一脈相承的思想源流關系，在毛澤東早期思想中表現(xiàn)的至為突出。
三、毛澤東早期思想的發(fā)展過程體現(xiàn)了唯真理是從的精神
毛澤東早期思想的發(fā)展過程同戊戌以來中國思想的發(fā)展是一致的。他從維新派康有為、梁啟超和激進的民主主義者陳獨秀等眾多思想中接受有益的東西，并逐步改造和揚棄他們，體現(xiàn)了唯真理是從的精神。
辛亥革命一舉推翻了兩千多年的皇權專制，但革命果實很快落入以袁世凱為首的北洋軍閥手中，隨后有“二次革命”、“洪憲帝制”、“護國運動”等一系列事件的發(fā)生。這期間既有以楊度為代表的籌安會，又有梁啟超等進步黨人的中華革命黨人組成的討袁派。毛澤東積極站在了討袁派一邊，他和一師學生將湯化龍、康有為、梁啟超三人有關對當時形勢表示不滿的文章編印成冊，題為《湯康梁三先生時局痛言》，廣為散發(fā)，積極參加了反袁活動。但是，毛澤東當時對封建軍閥的認識還遠遠沒有跳出梁啟超等討袁派的窠臼，對梁啟超等人日后提出“南北和解”主張亦表贊成，尤其對袁世凱所扶持和依賴的封建軍閥還缺乏認識。如袁世凱死后，黎元洪繼任大總統(tǒng)，段祺瑞為國務總理兼陸軍總長，遂宣布遵行《臨時約法》，恢復國會，撤消軍務院。毛澤東對此頗多贊詞，他說：“中央舉措，究可佩服”，“國局自上月三十日約法、國會、內(nèi)閣三大問題解決后，南方相繼取消獨立，撤除軍務院，漸趨統(tǒng)一。此由于南部諸英之深明大義，及段氏之中樞斡運，黎公之至誠感人，其力尤多”(13)。上述說明，當時的毛澤東受維新派康梁的影響，對封建軍閥還缺乏本質(zhì)上認識。
1918年4月，毛澤東第一批追求進步的青年，幾經(jīng)醞釀，建立了新民學會，會章規(guī)定：“革新學術，砥礪品行，改良人心風俗”是該會宗旨。會章要求學員：“一、不虛偽；二、不懶惰；三、不浪費；四、不賭博；五、不狎妓。”十分明顯，新民學會的目的是要改造個人和人類，其辦法就是首先進行個人良好品行的培養(yǎng)，進而改造整個社會。毛澤東集合同志，砥礪品行，重塑“新民”的思想，同樣也是受梁啟超等人的思想影響。早在1902年梁啟超創(chuàng)辦《新民叢報》時就提出了“新民”說，他在該刊宗旨中指出：“本報取《大學》新民之義，以為欲維新吾國，當先新吾民。中原所以不振，由于國民公德欠缺智慧不開，故本報專對此病而藥治之，務采合中西首先以德育之方針，廣羅政學理論，以為智育之原本”(14)。梁啟超將“新民”作為該刊的宗旨，即要新我國家必先新我國民，“新民”思想啟發(fā)了一代青年，毛澤東也是最大的受益者。他在1910年湘鄉(xiāng)東山高等小學堂讀書時就閱讀過《新民叢報》。毛澤東后來曾回憶說：第一次看到《新民叢報》從內(nèi)容到文體，頗感新鮮，因此“讀了又讀”，并開始“崇拜康有為和梁啟超”(15)。
如果說五四運動前毛澤東受近代民主啟蒙思想的影響，僅僅表現(xiàn)出憂國憂民的參與意識，并將改良人心，重塑“新民”付諸于行動，那么五四運動后，由于“五四”新思潮的影響，毛澤東思想產(chǎn)生轉(zhuǎn)折，由過去對康有為、梁啟超的崇拜轉(zhuǎn)向陳獨秀，開始接受激進的民主革命思想。
“五四”新文化運動繼承了戊戌維新和辛亥革命的傳統(tǒng)，并以嶄新的姿態(tài)出現(xiàn)在文化思想戰(zhàn)線，以陳獨秀為代表的一派新人，高舉民主與科學的大旗，以磅礴的氣勢向封建主義的精神網(wǎng)羅發(fā)起了猛烈抨擊，“認定只有這兩位先生，可以救中國政治上、道德上、學術上、思想上一切黑暗”(16)。在此思想大解放的時代，毛澤東熱血沸騰，激情澎湃，倍受感染。他說“近數(shù)年來，中國的大勢斗轉(zhuǎn)。蔡元培、江亢虎、吳敬恒、劉師復，首倡革新。革新之說，不止一端。自思想、文學，以至政治、宗教、藝術，皆有一改舊觀之概”。(17)1919年7月，由毛澤東主編的《湘江評論》創(chuàng)刊，與新文化思潮相呼應。在《湘江評論》的開篇，毛澤東就以飽滿的激情歡呼新思潮的到來。他寫道：“自‘世界革命'的呼聲大倡，‘人類解放'的運動猛進，從前吾人所不置疑的問題，所不遽取的方法，多所畏縮的說話，于今都要一改舊觀，不疑者疑，不取者取，多畏縮者不畏縮了。這種潮流，任是什么力量，不能阻住。任是什么人物，不能不受他的軟化”(18)。1919年6月，陳獨秀在北京前門外新世界商場散發(fā)傳單被捕，引起社會強烈反響，群情激憤，八方營救。毛澤東為此發(fā)表《陳獨秀之被捕及營救》一文，對陳極表同情和仰慕之情，他寫道：“我們對于陳君，認他為思想界的明星，”陳獨秀“無非是為著‘賽因斯'(科學)和‘克莫克拉西'(民主)”兩先生得罪了社會�！瓣惥淮�，決不能損及陳君的毫末，并且是留著大大的一個紀念于新思潮，使他越發(fā)光輝遠大。政府決沒有膽子將陳君處死。就是死了，也不能損及陳君至堅至高精神的毫未，……我祝陳君萬歲!”(19)這時的毛澤東不但接受了陳獨秀的民主科學思想，而且也開始運用這個思想武器分析和認識社會，較之“五四”前他對中國社會和國民性的理解有了全新的認識。首先認為中國愚昧落后在于民主科學不發(fā)達的結果，他說：“中國名為共和，實則專制”(20)。其次，毛澤東對中國的封建“道統(tǒng)”，包括他崇拜過的孔子，也進行了猛烈抨擊，他說：“中國什么‘師嚴而后道尊'，‘師說'，‘道統(tǒng)'、‘宗派'，都是害了‘獨斷態(tài)度'的大病，都是思想界的強權，不可不竭力打破。像我們反對孔子，有很多別的理由。單就這獨霸中國，使人們思想界不能自由，郁郁做二千年偶像的奴隸，也是不能不反對的”(21)。
毛澤東運用民主科學這一思想武器，在向封建倫理道德批判的同時，也對中國戊戌以來的思想發(fā)展進行了回顧和反思。他在《健學會之成立及進行》一文中寫道：“二十年前，譚嗣同等在湖南倡南學會，招集梁啟超麥孟華諸名流，在長沙設時務學堂，發(fā)刊《湘報》、《時務報》。一時風起云涌，頗有登高一呼之概。原其所以，則彼時因幾千年的大帝國，屢受打擊于列強，怨痛愧悔，激而奮發(fā)。知道徒然長城渤海，擋不住別人的鐵騎和無畏兵船。中國的老法，實在有些不夠用。‘變法自強'的呼聲，一時透衡云澈云夢的大倡”。接著毛澤東對戊戌以來的思想批判回顧說：從戊戌至今日，“思想雖然變化，卻非透底的變化”，“全為這籠統(tǒng)的、盲目的、過渡的變化所支配”(22)。毛澤東正是接受了“五四”的民主科學思想，才能站在“五四”新文化思想的高度，對戊戌以來思想的變化作深刻的反思，認定這些思想是“自大的思想”，“空虛的思想”、“‘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思想”、“以孔子為中心的思想”，“很少踏著人生社會的實際說話”(23)。由此，毛澤東完成了由崇拜康有為、梁啟超到接受陳獨秀激進民主思想的轉(zhuǎn)變，此時，對他早年思想產(chǎn)生重大影響的維新改良思想已黯然失色了。
1920年6月開始的湖南自治運動，是一次規(guī)模較大的改良主義運動，也是毛澤東五四運動后為謀求中國出路，將他信奉的民主改良主義思想在更大范圍內(nèi)付諸實施的一次嘗試。毛澤東將“湘人自治”和建立“湖南共和國”作為解決湖南出路的方案，反映了他認識上局限和偏激，湖南自治運動的失敗，是毛澤東早期思想發(fā)展的又一重大轉(zhuǎn)折點，他開始由激進民主主義者向馬克思主義者轉(zhuǎn)變。1920年11月25日，他在《致向警予信》中說：“政治改良一涂，可謂絕無希望。吾人惟有不理一切，另辟道路，另造環(huán)境一法”(24)。在《致李思安信》中又說：“湖南須有一些志士從事實際的改造，你莫以為是幾篇文章所能弄得好的”(25)。毛澤東從湖南自治運動失敗教訓中，決心與改良主義徹底決裂，此時毛澤東對社會主義思想的追求已是呼之欲出，他說：“尤其要有一種為大家共同信守的‘主義'，沒有主義，是造不成空氣的”，“不可徒然做人的聚集，感情的結合，要變?yōu)橹髁x的結合才好。主義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趨赴”(26)。1920年11月25日，毛澤東《致張國基信》中，明確指出這個“主義”就是社會主義，他說：“拯數(shù)千萬無告之人民出水火而登衽席，其為大業(yè)”，完成這個大業(yè)，必須取“世界主義”，世界主義是“愿大家好的主義”(27)。1920年12月1日，1921年1月21日，毛澤東給蔡和森等人的兩封信；1921年1月1日至5日，毛澤東在新民學會長沙會員座談會上的發(fā)言，標志著毛澤東完成了由激進民主主義者向馬克思主義者的轉(zhuǎn)變，他說：“我們對于絕對的自由主義、無政府主義，以及德謨克拉西主義，依我現(xiàn)在的看法，都只認為理論說得好聽，事實上是做不到的”，對蔡和森提出的“應用俄國式的方法去達到改造中國與世界”的主張，“表示深切的贊同”。
上述不難看出，毛澤東早期思想從憂國憂民開始，到對維新派康、梁民主啟蒙思想的崇拜，進而接受陳獨秀的激進民主主義思想，再向馬克思主義轉(zhuǎn)變的這一思想發(fā)展過程，表現(xiàn)了青年毛澤東唯真理是從的精神。
四、毛澤東早期思想發(fā)展過程始終堅持了反對帝國主義和封建軍閥的方向
在民主革命時期，反對帝國主義和封建軍閥是近代中國思想發(fā)展的主流，是中國革命唯一正確的方向，毛澤東始終堅持了這一方向。
1915年1月，日本向袁世凱提出滅亡中國的二十一條，幾乎把中國政治、軍事、財政及領土主權囊括以去，5月7日，日本政府又發(fā)出咄咄逼人的最后通牒，限48小時作圓滿答復。當時袁世凱稱帝心切，表示對日方要求基本全部接受，于是全國嘩然。時毛澤東正在湖南省立第一師范讀書，一師學生將一些知名人士反對賣國條約的言論集資刊印成冊，題為《明恥篇》，毛澤東讀罷，在封面奮筆題詞：“五月七日，民國奇恥，何以報仇，在我學子”十六字，表出了毛澤東對封建軍閥的憤慨。毛澤東積極站在討袁派一邊，1916年7月25日，毛澤東給蕭子升的信中寫道：“前言附和帝制者，不可窮懲，雖然，其諸罪魁禍首，為塞后患，勵廉恥起見，又何可不治，庶幾震竦天下之耳目，而掃絕風霾腥穢之氣。故拿辦八人令下，人心奇快。閱報至此，為之驚駭。此袞袞諸公，昔日勢焰熏灼，炙手可熱，而今乃有此下場!夫歷史，無用之物也。居數(shù)千年治化之下，前代成敗盛衰之跡豈少，應如何善擇，自立自處？……奈何皆不足為前者之鑒？史而有用，不至于是。故最愚者袁世凱，而八人者則其次也”(28)�？梢娒珴蓶|對袁世凱稱帝是深惡痛絕的。同時，他針對報端披露日本內(nèi)閣行將改組，日本對華政策可趨緩和之說，明確指出日本“無論何人執(zhí)政，其對我政策不易。思之思之，日人誠我國勁敵!感以縱橫萬里而屈于三島，民數(shù)號四萬萬而對此三千萬者為之奴，滿蒙去而北邊動，胡馬骎骎入中原，況山東已失，開濟之路已為攫去，則入河南矣。二十年內(nèi)，非一戰(zhàn)不足以圖存，而國人猶沉酣未覺，注意東事少。愚意吾儕無他事可做，欲完自身以保子孫，止有磨礪以待日本”(29)。上述文字，雖然毛澤東對日本政府的帝國主義性質(zhì)還沒有清楚的認識，但已看到日本的亡我之心，告誡國人“注意東事”，“磨礪以待日本”。
對于帝國主義的警惕還表現(xiàn)在他對沙俄的態(tài)度上。袁世凱執(zhí)政時期，沙俄不斷出兵我國西北邊疆和黑龍江呼倫貝爾以及新疆阿爾泰地區(qū)。1916年7月，沙俄與日本達成“日俄協(xié)約”，分掠滿蒙權益，對此，毛澤東在《致蕭子升信》中提醒說：“近日朝野有動色相告者一事，曰‘日俄協(xié)約'。此約業(yè)已成立，兩國各尊重在滿蒙之權利外，俄讓長春濱江間鐵路及松花江航權，而日助俄以槍械彈藥戰(zhàn)爭之物。今所明布者猶輕，其重且要者，密之不令人見也”(30)。
五四運動后，毛澤東受世界各國風起云涌的工人運動和民族解放運動，特別是十月革命的影響，一改過去潛心書本理論的追求，開始把解決中國出路問題寄希望于人民群眾�！�1919年7—8月，毛澤東以《民眾的大聯(lián)合》同一標題，先后在《湘江評論》上連載，開篇劈頭就說：“國家壞到了極處，人類苦到了極處，社會黑暗到了極處”，改造的一個根本辦法就是用“民眾的革命大聯(lián)合對抗統(tǒng)治者的反動大聯(lián)合”。
毛澤東還進一步提出了實現(xiàn)民眾大聯(lián)合的步驟和方法，他指出：“原來我們想要有一種大聯(lián)合，以與立在我們對面的強權者害人者相抗，而求到我們的利益，就不可不有種種做他基礎的小聯(lián)合”。即首先實現(xiàn)農(nóng)民的聯(lián)合、工人的聯(lián)合、學生的聯(lián)合、婦女的聯(lián)合、教師的聯(lián)合、車夫的聯(lián)合、警察的聯(lián)合，最后實現(xiàn)中華民族的大聯(lián)合。
毛澤東用“民眾的大聯(lián)合”方法，以對抗“強權者”，實現(xiàn)民族和自身的解放，雖然還未能提出一個完整的政權理論，但是反對封建軍閥和反對帝國主義的基本方向是明確的。同時，他在《民眾的大聯(lián)合》一文中，第一次提到了馬克思的主張，“有一派很激烈的，就用‘即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的辦法，同他們拼命的倒擔。這一派的首領，是一個生在德國的，叫做馬克斯�！�(31)他還高度贊揚了十月革命后建立的新政權是俄羅斯打倒貴族、驅(qū)逐富人，勞農(nóng)兩者合立了委辦政府；匈牙利布達佩斯的蘇維埃共和國政府是“嶄新的勞農(nóng)政府”。這是毛澤東早期思想認識上的一個飛躍。
中國婦女是封建禮教的最大犧牲者，毛澤東對婦女的解放問題也傾注了極大熱情。他在《民眾的大聯(lián)合》一文中指出：“諸君!我們是女子。我們更沉淪在苦海!我們都是人，為甚么不許我們參政？我們都是人，為甚么不許我們交際？我們一窟一窟的聚著，連大門都不能跨出”�！笆裁础懖�'卻限于我們女子!‘烈女祠'遍天下，‘貞童廟'又在那里？”(32)號召“打破父母代辦政策”，“打破媒人制度”，建立真正的婚姻制度。尤其是1919年11月，湖南長沙發(fā)生趙女士為抗婚而自殺的事件，為此，毛澤東連續(xù)發(fā)表《對于趙女士自殺的批評》、《趙女士的人格問題》、《非自殺》、《改革婚制問題》、《‘社會萬惡'與趙女士》等文，猛烈抨擊中國的婚姻制度，明確指出趙女士自殺其根源是中國的“萬惡社會”。
還必須特別指出的是，毛澤東倡導湖南自治的同時，已蒙朧地意識到人民大眾與帝國主義、封建主義的矛盾，已認清中國的危亡，人民的慘痛是由軍閥和帝國主義造成的，他在《湖南人民的自決》一文中指出：“腐敗絕頂?shù)恼�，娼妓生涯的黨徒，盤踞國中，甘心為惡，鐵道賣盡，礦山賣盡，森林賣盡，商埠賣盡，乞得日本來的槍械、餉款、訓練官，屠殺人民，與市民戰(zhàn)，與學生戰(zhàn)”。“八九年來的大亂，都是此輩干來的營私勾當”，“造亂者，少數(shù)之武人”(33)。在《湖南建設問題的根本問題——湖南共和國》一文中指出：中國“十八省中像湖南四川廣東福建浙江湖北一類的省，通變成被征服者，屢踐他人的馬蹄，受害無極。這些果都是誰之罪呢？我敢說，是帝國之罪……”，他號召“推翻帝國主義，不許他再來作祟”(34)。
綜上所述，毛澤東早期思想從探索宇宙的“大本大源”入手，進而從維新派、激進民主派等眾多思想流派中接受有益的東西，最后完成由激進民主主義者向馬克思主義的轉(zhuǎn)變。毛澤東早期思想的這一發(fā)展過程，表現(xiàn)出以下特點：第一，毛澤東從青少年起就異常追求“大本大源”的宇宙真理，“奉以為己身言動之準，立之為前途之鵠”，表現(xiàn)了他慨然以天下為己任的抱負。同時，毛澤東的早期思想植根于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土壤中，深受文化傳統(tǒng)的影響。第二，毛澤東早期思想中的憂國憂民意識，是對中國近代愛國主義傳統(tǒng)的繼承和發(fā)揚，他同湖湘志士王船山、譚嗣同、楊昌濟等人的民主啟蒙思想是一脈相承的。第三，毛澤東早期思想的發(fā)展進程，是一個不斷追求真理的過程，他從眾多思想流派中接受有益的東西，并逐步改造和揚棄他們，表現(xiàn)了毛澤東唯真理是從的精神。第四，毛澤東早期的思想發(fā)展過程，始終堅持了反對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的方向，這個方向是近代中國思想發(fā)展的主流，是中國革命唯一正確的方向。正是他堅持了這一方向，使他較早完成由民主主義者向馬克思主義者的轉(zhuǎn)變。
(作者單位：河南大學)
注釋
①②③④⑤⑥⑦⑧⑨(11)(13)(15)(17)(18)(19)(20)(21)(22)(23)(24)(25)(26)(27)(28)(29)(30)(31)(32)(33)(34)《毛澤東早期文稿》，第85頁，第87頁，第588——590頁，第589頁，第85頁，第85頁，第1—2頁，第86頁，第639頁，第639頁，第49頁，第5頁，第364頁，第292頁，第305—306頁，第305頁，第368頁，第362—364頁，第363頁，第584頁，第557頁，第554頁，第560頁，第51頁，第51頁，第51頁，第341頁，第375頁，第486頁，第504頁。
⑩《譚嗣同全集》，第60頁。
(12)《楊昌濟文集》，第364頁。
(14)《梁啟超年譜總編》，第272頁。
(16)《本志罪案之答辯書》，《新青年》第6卷第1號。
摘自：《毛澤東百周年紀念》
《人民網(wǎ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