積善成德天下
60多年前的毛澤東和劉少奇，一個是中國共產黨的主席，一個是中國國家主席，他們兩位是當時中國最智慧的人之一——是最富于洞察力和遠見的人物。
那么，他們既是湖南老鄉(xiāng)，又是共生死的戰(zhàn)友，在什么具體問題上能讓兩個如此精英的人物有了分歧甚至引發(fā)沖突？
劉少奇是毛澤東在延安時期以及建國后的最得力助手，毛澤東評價劉少奇是黨內“高明的醫(yī)生”，“看問題一針見血”，他極為看重劉少奇的政治水平和工作能力。
深究二人的分歧和沖突原因，確實有著非常深刻的難以一時洞察的原因——即使在60多年后的今天，對于他們的分歧在13億中國人包括知識分子中間也并沒有形成思想層面的一致意見，甚至可以說有著思想隔閡。
毛澤東是什么時候覺得要在政治上把劉少奇打倒呢？這個問題歷史上有人問過毛澤東，他就是毛澤東延安時期的老朋友——埃德加·斯諾。
1970年12月18日毛澤東在回答斯諾的“你什么時候明顯地感覺到必須把劉少奇這個人從政治上搞掉？”這個問題時，明確說到是1965年1月關于“四清運動"相關決策之時, 所謂的“清思想，清政治，清組織，清經濟”，——也就是今天“定性”的所謂的一些“運動”或者叫所謂的“折騰”時期。
我們把問題拎出來：之所以有“四清運動”這一回事，是因為當時的農村搞集體經濟搞得不好，經濟困難。這種情況下，要改變這種情況，就要找原因：一些人認為集體經濟道路不對，單干對，應該允許單干；一些人認為集體經濟道路本身沒有問題，只是基層干部領導作風、方法和管理不對頭，甚至有貪污腐敗、多拿多占的情況。一開始高層的意見是統(tǒng)一的，不允許單干，找干部和管理上的原因，因而有了“四清運動”。
現在有些人說，“那時搞集體經濟超前了，不符合現實生產力情況”——似乎“很有道理”，能唬弄不少人。那時候其實還沒有考慮這么深層次，只是想盡快擺脫農村困境，于是不強調黨員、干部的教育管理問題了，似乎后者不是主要原因，只要允許單干，農村就活了，生產就會改善。——事實果真如此么？國人都可以想一想。
需要指出的是，毛澤東主席是堅決不允許單干的。他堅持要搞集體經濟，堅決不動搖。
幾十年的農村發(fā)展實際情況可以回答下面這些問題：
單干有沒有根本上改善最廣大農民的利益？還是僅僅是農民能有勉強養(yǎng)活自己的口糧？跟改善生產和生活有多大關系？
換句話說，那時候的基層干部連帶領農民吃飽飯都做不到，索性把地還給老百姓，然后老百姓活下來了，就這點最最基本的事，談得上發(fā)展么？我們得實事求是。即使是現在，廣大農村依然離真正意義的現代化農村還遠得很。
幾十年來，可以說放棄了主要針對基層干部的今天“定性”的所謂“運動”，也讓農民單干了，可是迎接最廣大農民的現實是——破產，只能進城打工或者就地給別人打工，田種的再好也難以維持生計，即使發(fā)展最富庶的江南地區(qū)也沒有實現真正的自尊、自立，教育、養(yǎng)老、醫(yī)療和社會保障問題依然沒有根本改變，只能說是好于自然條件差的最貧困地區(qū)——而歷史上歷來如此。
我們的基層干部似乎還是停留在幾十年前那個水平，只是不少人學會了變著花樣的貪污腐敗和表面工作。
悲乎？
再回到上面的高層決策問題，既然一開始高層意見都是統(tǒng)一的——搞集體經濟不允許單干，可為什么后來意見分化產生不同意見了？
這要從兩個調查研究說起。一個是1961年4月國家主席劉少奇親自回鄉(xiāng)的調查，一個是1962年3月毛澤東主席極為欣賞的秘書田家英回到毛澤東故鄉(xiāng)的調查。
劉少奇親自回鄉(xiāng)調查后沒有改變意見，但田家英調研后提交的報告高層看后有了不同意見，1962年6月底劉少奇說，“現在情況已經明了了”，并同意田向毛澤東報告“分田單干”問題；
毛澤東1962年7月初和田談話后，未表態(tài)，只是問了多種經營、個體經濟是田自己的意見還是別人的意見；
到了7月8日，毛澤東召集會議，明確表態(tài)不贊成包產到戶、分田單干，指定陳伯達起草一個鞏固人民公社集體經濟、發(fā)展農業(yè)生產的決定，并建議劉少奇找毛澤東剛剛考察過的河南、山東兩省的領導談談，再了解一下農村形勢；
7月25日，中央在北戴河召開工作會議，毛澤東再次否定了“全部單干”和“大部分單干”。劉少奇雖然在之前一段時間內就“分田單干”、“多種經營”沒有公開明確表態(tài)，但實際上也是一種態(tài)度，即可以允許探索。
北戴河會議上毛澤東的鮮明態(tài)度使得劉少奇不得不向毛澤東的思想靠近，否則黨內將走向分裂。他在8月11日講了一段政策建議——今天來看很有價值很對頭的話，只可惜當年沒有很好地實現。劉少奇說，“第一, 從中央、省、地、縣選一批干部, 經過輪訓, 派到公社去工作, 每個公社三至五人。任務是幫助下面工作, 教育農民, 監(jiān)督公社干部是否經濟民主, 是否瞎指揮, 是否貫徹執(zhí)行中央的政策。第二, 對農業(yè)機械化要典型試辦, 逐步推廣, 派到農村去的人, 要包括技術員、工程師在內。第三, 要加強生產隊的經營管理責任制, 責任制是否聯系產量, 要看是鞏固集體經濟, 還是瓦解集體經濟�！�
這三個建議都得到了毛澤東的贊同。據筆者看來，上面3條是對癥良藥，即使今天也需要大力提倡！只可惜60年后的今天再看，當時沒有做到，現在做的也還不到位，農村形式主義依然問題嚴重！
兩個月后的9月24日到27日，中共八屆十中全會正式否定了“單干風”。
從以上歷史來看, 20 世紀60 年代初, 劉少奇對“包產到戶”的認識經歷了一個從反對到支持到放棄的過程，但毛澤東主席始終認為集體經濟不可動搖。當年毛主席是怎么考慮的呢？
對這個問題，毛主席說得很直白，他在1965年5月重上井岡山的時候對湖南省委書記張平化說：“我為什么把包產到戶看得那么嚴重，中國是個農業(yè)大國，農村所有制的基礎如果一變，我國以集體經濟為服務對象的工業(yè)基礎就會動搖，工業(yè)品賣給誰嘛！工業(yè)公有制有一天也會變。兩極分化快得很，帝國主義從存在的第一天起，就對中國這個大市場弱肉強食，今天他們在各個領域更是有優(yōu)勢，內外一夾攻，到時候我們共產黨怎么保護老百姓的利益，保護工人、農民的利益？！怎么保護和發(fā)展自己民族的工商業(yè)，加強國防？！中國是個大國、窮國，帝國主義會讓中國真正富強嗎，那別人靠什么耀武揚威？！仰人鼻息，我們這個國家就不安穩(wěn)了。”
在農村經濟路線問題上，毛主席看的是整頓基層干部作風、團結群眾的問題，劉少奇看的卻是別處，這正是二人逐漸在“四清運動”時出現沖突的問題初始癥結所在。
其導致的結果包括但不限于以下：
這幾十年下來，干部的公心是增長了還是倒退了？群眾看的很清楚；我們的大學教授是以培養(yǎng)學生為先還是忙著自己爭名爭利為先？我們的學生也都深有體會。
不少時候共產黨員們除了在公開開大會的時候大講黨性奉獻之外，平時具體工作有沒有體現出來獻身和服務精神？群眾辦事也有切身體會。
有一種現象屢見不鮮——如果一個人沒有錢，還在大會上講奉獻，不僅似乎很難說服自己，而且臺下聽眾也不相信——為什么會造成這種現象？
就是因為我們當年放棄了本應該高標準要求的共產黨員隊伍，而是一分田單干了之；應該說當共產黨的干部是不那么容易的，可不是公務員考試得了第一第二就行的，對人的情懷、綜合能力要求其實是極高的！
正如毛澤東主席對農民尤其是貧苦農民有著深厚的感情, 對他們的處境十分同情。他認為, 如果在共產黨領導下, 農民仍然窮的窮、富的富, 那就有悖領導農民革命的初衷。而搞包產到戶, 就會產生這樣的后果。
在1962年8月9日的領導小組會議上, 毛澤東描繪了一幅搞單干 (也就是包產到戶) 后的后果：“一年多就會階級分化。一方面是共產黨的支部書記貪污、多占、討小老婆、抽大煙、放高利貸, 另一方面是貧苦農民破產�！�
準乎?
我們中國人今天討論這些事是為了明天更好，不是為了什么其它不可告人的目的，毛澤東、劉少奇兩位主席的分歧給我們最大的啟示應該就是：干部和制度一樣重要，某種程度上甚至更加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