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為偵察電臺工作人員題詞
紅軍使用的無線電臺
劉伯承指出：“沒有通信聯(lián)絡，就談不上軍隊指揮。”周恩來則形象地比喻：“中央委員加電臺，等于黨中央！泵珴蓶|更是一針見血地指出：“我主要靠文武兩條線指揮革命斗爭，武的一條是通過電臺指揮打仗，文的一條是通過新華社指導輿論！遍L征的血火硝煙已經(jīng)遠去，但紅軍無線電波飛越萬水千山建立的傳奇功勛，則與青山同在。紅軍無線電事業(yè)經(jīng)歷了一個從無到有、從小到大的歷史發(fā)展過程。1930年12月，項英來到中央蘇區(qū)，并帶來一部15瓦的電臺，因功率低，無法與外部聯(lián)系。在第一次反“圍剿”中，紅軍在江西龍岡消滅敵兩個旅，繳獲一架15瓦的“收報機”（發(fā)報機壞了，只能收不能發(fā)），接著在寧都東韶殲滅潭道源52師一個旅，又繳獲一架15瓦“收發(fā)機”。在第二次反“圍剿”中，紅軍繳獲國民黨公秉藩師一臺100瓦的大功率電臺。毛澤東、朱德立即決定建立紅軍無線電臺。無線電臺成立后，紅軍在江西寧都辦了一期無線電訓練班，接著紅軍總部移師寧都青塘，毛澤東在青塘無線電訓練班講課，內容是如何做好黨支部工作和無線電通信的作用。
1930年12月30日，在第一次反“圍剿”的龍岡戰(zhàn)斗中，紅軍全殲國民黨軍第18師的兩個旅，活捉師長張輝瓚，并繳獲1部15瓦電臺。遺憾的是，發(fā)報機被紅軍戰(zhàn)士砸壞，只剩下收報機，只算得“半部電臺”。 1931年1月3日，紅軍在東韶追擊國民黨譚道源殘部的過程中，意外繳獲敵軍一部完整電臺。通過這兩次繳獲，紅軍已經(jīng)有了“一部半電臺”的器材裝備。1931年1月6日，在江西寧都一座農家小院里，紅軍第一個無線電訓練班開課。起初學員只有12人，由從國民黨軍投誠過來的王諍、劉寅等同志負責授課。訓練班的教學都是利用戰(zhàn)斗間隙進行的，一個電碼聯(lián)系器成了主要教具，每名學員的左手大拇指也成了自備的手鍵，用以練習發(fā)報。訓練電池都是前方電話隊用了送到后方的廢品，學員們把鋅皮捅上幾個洞，放在粗毛竹筒里，用鹽水浸泡就有了電，而且還能用很長時間，被大家稱作“麻子牌”電池。1931年5月，毛澤東、朱德在電臺中截獲情報：國民黨軍正向東固地區(qū)進犯。毛澤東、朱德下達命令，提出做好敵向我進攻的準備工作。毛澤東、朱德當即決定：紅軍主力立刻從國民黨郭華宗師和蔡廷鍇師之間的空隙中隱蔽西進，16日拂曉，毛澤東率領著警衛(wèi)排和電臺登上白云山指揮所，指揮第二次反“圍剿”戰(zhàn)斗。5月31日，紅軍在福建建寧取得大捷，當晚，毛澤東、朱德在建寧主持召開紅一方面軍總前委第五次會議，決定紅軍總指揮部、總政治部設在建寧，還決定利用先后繳獲了敵軍十多部電臺以及原有的電臺為基礎，在建寧成立紅軍無線電通訊總隊，直屬紅一方面軍總部指揮。
紅軍無線電分隊使用過的發(fā)電機
紅軍無線通訊總隊，下設五個分隊，隊址設在建寧縣城北部溪口大橋西橋頭的青云閣，同時在建寧溪口楊家屋開辦第二期無線電訓練班。其間，在建寧紅軍總部無線電臺收到了江西興國總后辦事處發(fā)來的電報。這是紅軍有史以來的第一次異地遠距離無線電通訊，結束了紅軍沒有無線電通訊的歷史。
此后，紅軍又在東固成立了“紅軍無線電教導團”，團長王諍，電臺工作人員分兩路，一路跟紅軍總部，一路留在后方蘇區(qū)跟隨中央局。此前，蘇區(qū)中央局總部的電臺與上海中共中央失去了聯(lián)系，一次偶然的機會，中央局電臺在山溝的一個小祠堂工作時，劉寅值班，和中共中央取得了聯(lián)系。之后，中央局電臺每天收發(fā)中共中央的電報，并及時向前線總指揮部通報敵情，為前線作戰(zhàn)提供信息。第三次反“圍剿”勝利后，紅軍無線電通訊事業(yè)又有了新的發(fā)展，無線電設備進一步得到充實。1931年9月，紅軍無線電總隊遷駐瑞金，在第一次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期間，設立了專臺為大會播發(fā)新聞。
值得一提的是，紅軍在建寧設立的無線電訓練班，培養(yǎng)出一大批學員。特別是紅軍總部二局日夜監(jiān)聽、截獲、破譯敵方電訊，破譯敵密碼眾多。據(jù)長征中做電臺偵聽工作的鐘夫翔回憶：“通信兵無線電臺中負責偵聽的有好幾個臺，每臺都抓住敵人一兩個軍，什么時候都聽著它。那時敵人通報用密碼，通話用明碼。當時敵人使用的密碼也比較簡單，很容易破譯！奔t軍在長征中，通過無線電隊，嚴密地監(jiān)視著敵人的一舉一動，而敵人卻渾然不覺。
1934年12月1日，紅一方面軍突破湘江，遭受嚴重損失，由8.6萬余人銳減至3萬余人。此時，黨內“左”傾教條主義者不顧時局變化，仍然堅持向湘西轉移與紅二、六軍團會合的計劃。蔣介石判斷出了紅軍動向，集結重兵于黔陽、洪江地區(qū)，布下“大口袋”，企圖在此聚殲紅一方面軍。 危急關頭，毛澤東提出改向敵人力量薄弱的貴州轉移的主張，得到中央多數(shù)領導同志贊同。關鍵時刻，紅色電波架起空中橋梁。紅軍“四渡赤水”期間，中革軍委通過三局無線電分隊向各軍團發(fā)出作戰(zhàn)部署電報,各軍團無線電分隊通過快速收發(fā)電報上令下達、下情上報，僅總部與各軍團之間就收發(fā)電報300余份。有力地保障了中革軍委高效指揮3萬多紅軍的機動作戰(zhàn)，紅一方面軍連續(xù)擊敗黔軍王家烈、侯之擔的堵截部隊并迅速突破烏江，于1935年1月7日占領遵義，跳出國民黨40萬大軍的大包圍圈，創(chuàng)造了戰(zhàn)爭史上的奇跡。
紅軍長征途中，無線電臺不僅是對敵作戰(zhàn)的利器，也是溝通上下、維護紅軍團結的法寶。其間，紅色電波發(fā)揮特殊紐帶作用、戰(zhàn)勝張國燾分裂主義就是一段明證。
1935年6月，紅一、四方面軍在四川懋功會師。川西北地區(qū)到處是高山深谷，交通不便、人口稀少、經(jīng)濟貧困，不利于紅軍的生存和發(fā)展。中共中央主張紅軍繼續(xù)北上，前往地域寬闊、交通方便、物產豐富的陜甘地區(qū)。
6月26日，中央政治局在兩河口召開擴大會議。會后，中共中央率紅一方面軍自懋功一帶北上，7月16日，先頭部隊抵達松潘附近的毛兒蓋。然而張國燾懼怕同戰(zhàn)斗力較強的胡宗南部作戰(zhàn)，不執(zhí)行軍委計劃，借口給養(yǎng)困難，反對北上，主張南下，向四川、西康邊境退卻。
張國燾自恃槍多勢眾，公然向黨爭權。為照顧紅軍的團結，中共中央任命張國燾為紅軍總政委。隨后，張國燾率紅四方面軍北上毛兒蓋集中。
8月5日，中共中央作出《關于紅一、紅四方面軍會合后的政治形勢與任務的決議》：兩軍混編為左右兩路軍北上。率領右路軍的毛澤東通過前敵總指揮電臺致電率領左路軍的張國燾，要求左路軍迅速從阿壩出發(fā)向右路軍靠攏。但張國燾通過總司令部電臺于9月3日復電中央，開始公開反對北上方針。中共中央則多次致電張國燾“左路軍應速即北上”，但張國燾拒不執(zhí)行。
10月5日，張國燾在理番縣卓木碉（今馬爾康腳木足）宣布另立“中央”，公然走上了分裂黨和紅軍的道路。
為加強指揮聯(lián)絡，中革軍委曾統(tǒng)一調整5個電臺分隊加強紅四方面軍，原與紅二、六軍團聯(lián)絡的無線電分隊調整到了紅軍總司令部。然而，電臺呼號和通報密碼被張國燾下令收繳控制。由于張國燾的操控，轉戰(zhàn)中的紅二、六軍團一度與中共中央失去了無線電聯(lián)絡。
1936年1月21日，周恩來在致張國燾的電報中提出：“請將與二、六軍團密碼速告之，以便直接通報！钡珡垏鵂c為隔絕中共中央與紅二、六軍團的直接聯(lián)絡，于2月9日回電以 “對二、六軍團大的行動方向與政治上有何指示，請直接發(fā)我處轉去。因他們在行動中，時間寶貴，電臺甚忙，勿耽誤其時間……”為由，公然拒絕執(zhí)行中共中央的指示。
風雨如晦，終有晴時。幸運的是，1月27日夜里12時左右，中革軍委三局經(jīng)過苦苦搜索，終于找到紅二、六軍團指揮部電臺的信號，并發(fā)去一份周恩來致任弼時的明碼電報：“弼兄：我們已到陜北保安，豪密留老四處，弟豪。”電報中的“豪密”指由周恩來用化名伍豪編制的通信密碼，“老四”則代指張國燾率領的紅四方面軍。
這一份萬分珍貴的電報，讓賀龍、任弼時知道了中共中央已經(jīng)到達陜北，“豪密”密碼本留在了紅四方面軍，張國燾并不代表中共中央等諸多重要情況。
紅二、六軍團與中共中央的無線電通信雖然恢復了，但因沒有密碼本，雙方就用打啞謎的辦法，約定用共產國際綱領作密底通報。期間，張國燾對紅二、六軍團與中共中央的直接無線電通信聯(lián)絡十分“關切”，千方百計予以阻撓。
1936年7月2日，紅二、六軍團與紅四方面軍在四川甘孜會師。任弼時態(tài)度堅決地向張國燾要來了“豪密”。中共中央即發(fā)電指示紅二、六軍團和第32軍（原第9軍團）合并改編為紅二方面軍。經(jīng)過艱辛曲折的斗爭，張國燾“另立中央”的圖謀化為泡影，只得率領紅四方面軍和紅二方面軍一同北上，與中央紅軍在陜北會師。
在這場歷時一年、錯綜復雜的路線斗爭中，中共中央的紅色電波，像一條無形卻又堅韌的風箏線，將意欲“單飛”的張國燾和紅四方面軍用力拉了回來，建立了不朽的傳奇功勛。
毛澤東在《通信戰(zhàn)士》雜志創(chuàng)刊一周年之際，為偵察電臺工作人員題詞，高度贊譽通信兵：“你們是科學的千里眼順風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