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本主義的社會管理是以交易（gdp為重要指標）和利潤為重的，也講講人權，主要是維護有錢人的產權（財產權是所謂人權的重要內容）也搞一些虛偽的民主，對窮人至多是在沉重的壓迫下給予一點安撫而已。

毛澤東的社會管理是真正全面的以人為本，以人的管理為重的。娼妓現象是絕對不能允許的，所以解放后幾乎是一夜之間就掃蕩了娼妓這種社會頑癥，使其在神州絕跡。

林彪的四個第一，毛澤東是欣賞的，林彪深諳毛澤東對人的管理的重視。人和物相比，人的因素第一；政治和業(yè)務相比，政治第一；政治工作中思想工作第一；思想工作中抓活的思想第一。

毛澤東的以人為本不只是對弱勢人群的善意的關注，而是真正以大多數的窮人為重，真正是不僅依靠窮人的大多數搞革命，而且依靠窮人的大多數搞治國。在武裝斗爭時期，毛澤東的戰(zhàn)爭觀就是人民戰(zhàn)爭觀，毛澤東對人民戰(zhàn)爭的運作達到了得心應手的嫻熟程度。在治理社會上，毛澤東直接借鑒人民戰(zhàn)爭的思想，把武裝斗爭時期的人民戰(zhàn)爭變成了和平時期的群眾運動，形成對敵對勢力的無所不在的監(jiān)督。對于群眾運動的運用，毛澤東也達到了得心應手的巧妙地步。只要發(fā)動起了群眾，毛澤東總是一步步到達前進的目標，除了文革因毛澤東過早離世沒有達到圓滿目標外，其他，蓋無例外。毛澤東的人民戰(zhàn)爭和群眾運動，那真是打遍天下無敵手。

毛澤東的治國方略，不是人治，也主要不是法治，而是群治和法制相結合。

毛澤東對人的管理，主要靠人的自我管理，主要靠通過思想教育提高人的自覺性即階級覺悟來實現的。普遍的思想教育是“以人為本”的核心，不是高居于群眾之上“為民做主”，而是讓人民自己做主。人民不組織起來，不提高思想覺悟就做不到這一點。

毛澤東時代，每一個人都生活在組織之中，幾乎沒有游離在組織之外的，這是能克服一盤散沙狀態(tài)把全國人民捏成一個拳頭的重要保證。雖然少了一點個人的自由，但煥發(fā)出了集體的力量和人民的力量。人們看重的不是個人的力量，而是集體的力量，于是，才有了雷鋒甘當螺絲釘的精神，這也是現代的精英所特別反感和反對的。

毛澤東對干部的管理總是特別強調到普通群眾中去，要當群眾的先生，先當群眾的學生。除了運動中的整頓之外，平時也一直把干部放在群眾的監(jiān)督之中。在干部管理群眾的同時實現群眾對干部的管理。這種管理還是很有效的，在這種管理下，干部決不是只看上邊的眼色行事，對群眾的監(jiān)督絕對不敢含糊，因而，奉獻精神得以發(fā)揚，干部一般不敢為所欲為。

對青年一代的培養(yǎng)，首先是普遍地受教育，沒有因為窮上不起學的，對群眾的掃文盲也是認真去做的，掃盲的效果是極大的。其次，教育決不只是智力教育，特別重視思想教育，那不是形式主義地走過場，而是認真的真正觸及靈魂。特別強調接受工農的教育，走同工農相結合的道路。也是把青年一代的教育放在群眾管理之中。

即使對專政對象，也不是關起來了事，而是重在教育他們，改造他們，放在群眾中監(jiān)督勞動，效果比嚴打收監(jiān)好得多。對他們也有許多區(qū)別對待政策，給他們出路，讓他們有重新做人的機會。還充分利用他們反面教員的作用來教育人民。

在各行各業(yè)不僅重視出成果，更重視在出成果中培養(yǎng)人，所以伴隨著各行各業(yè)的發(fā)展，先進模范英雄人物總是層出不窮，都是普通的勞動第一線的人。工業(yè)學大慶，農業(yè)學大寨，全國人民學習解放軍，把解放軍辦成一個大學校，把全國辦成一個大學校，都是重在教育人，學習艱苦奮斗精神。決不是象后來有些人解釋的那樣，學什么大寨模式，大慶模式。

對中央高層領導人的管理也決不特殊對待，實際也放在群眾管理之中，他們也得經受一次次運動的考驗，有些運動甚至首先就是在他們身上開刀。群眾運動對于最高層領導來說也是戰(zhàn)戰(zhàn)兢兢，如履薄冰。

毛澤東時代，官不是很好當，專家精英也不是很自由，待遇也都不是很高。這種限制不是全好，但也不是全壞。反正窮人老百姓不受歧視。那些編排毛澤東的人說這套管理辦法養(yǎng)懶漢，壓制積極性，助長官僚主義，形式主義，是完全不符合事實的。

馬門列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