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典在即，毛澤東丟了代表證

　　 1949年10月1日下午2時55分，一支車隊從中南海東門開出，來到這塊空地上。他們是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澤東、各位副主席和各位委員們。他們是參加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第一次會議后，在中南海勤政殿門口上車出發(fā)的。從勤政殿到這塊空地只花了5分鐘時間。這時，已經(jīng)探雷完畢，一項重要的安全保衛(wèi)任務(wù)剛好結(jié)束。

　　 喜悅寫在臉上。下車后，即將誕生的新中國領(lǐng)導人一個個又說又笑，互相招呼著集合起來。之后，他們沿著城樓西頭的古磚道樓梯，豪邁地向天安門城樓走去。在此之前，天安門西側(cè)已經(jīng)安裝了一架搖搖晃晃的土電梯。但新中國的領(lǐng)導人沒有乘電梯。他們要用自己的腳板登上天安門城樓。

　　 通往天安門城樓的古磚道有整整一百級。

　　 毛澤東由衛(wèi)士攙扶著從容地走向城樓。他不時停下來，等候身后那些比他年邁、行動遠不如他靈便的領(lǐng)導人。

　　 跟隨毛澤東的秘書葉子龍，細心地打量著身邊努力登攀著的偉人。他突然吃了一驚：別在毛主席胸前的燙金紅綢條不見了！

　　 這還得了！這紅綢條可是登上天安門城樓的代表證，其重要性相當于“特別通行證”。

　　 這個獨特的代表證是周恩來指示書法家鐘靈設(shè)計的。專門給每位登上天安門城樓的政協(xié)代表發(fā)了一個，上面分別印有佩戴者的姓名。代表們都工工整整地將它別在胸前。毛澤東主席與其他六名副主席的代表證是“特制”的，紅綢條與別的代表一樣，但他們的姓名是用金粉印上去的。

　　 莫不是臨時改變規(guī)定了？葉子龍回頭一看，六位副主席的胸前都好端端地別著紅綢條，別的代表也都佩戴著紅綢條，只有毛主席胸前空空如也。

　　 葉子龍知道，今天這個重大場合有蘇聯(lián)老大哥的攝影師來拍照片，他們拍的照片還是彩色的。毛主席肯定是他們聚焦的核心人物，黃呢子中山裝上沒有別這個紅綢條，一定是十分扎眼的。這不能不說是個缺憾。而且，這個缺憾不僅屬于今天，它還會留給明天。秘書葉子龍當即掂出了此事的分量。

　　 葉子龍于是立即噔噔瞪下了樓梯，火速找到鐘靈，要他以最快的速度制作一個代表證給毛主席戴上。

　　 冷不丁冒出來的這樁事，是鐘靈始料不及的。留給他的只有毛主席走完幾十組臺階的時間。在這短暫的時間里，他必須再“特制”一個專供主席使用的代表證出來。

　　 鐘靈接受這個十萬火急的命令后，顧不得想什么，跳上一輛吉普車，指揮司機朝他中南海工作室急馳而去。

　　 誰也鬧不清毛主席把這個紅綢條弄哪兒去了。

　　 今天早上6時，天已透亮，毛澤東還趴在中南海菊香書屋的辦公桌上工作著。下午2點整毛澤東又準時出現(xiàn)在勤政殿。此時，中央人民政府其他領(lǐng)導人朱德、劉少奇、周恩來、宋慶齡、張瀾、李濟深和其他委員都已集合在這里了。勤政殿，就在這所已經(jīng)賦予了全新含義的大殿里，在開國大典前夕的短暫時間內(nèi)，新當選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很快開完了第一次全體會議。這充分體現(xiàn)了緊張、高效的辦事作風。

　　 結(jié)束這次重要會議之后，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澤東與各位副主席、委員們在勤政殿門口上車，趕往天安門城樓。

　　 也許，代表證紅綢條是被毛主席忙丟了。

　　 鐘靈急匆匆趕回工作室后，屏聲斂息，很快在一張紅綢條上寫下“毛澤東”三個仿宋字。接著，飛快地噴上金粉。他等不及墨跡風干，跑出屋子，跳上吉普車就往回趕。

　　 幸好，毛澤東還沒登上天安門城樓。眼下，他已經(jīng)走了一大半臺階，仍像剛才那樣，走走停停，等著后邊年長的領(lǐng)導人。要不是毛澤東邊走邊等，他沒佩帶代表證的這個缺憾怕是難以彌補了。

　　 共和國的開國大典注定是要圓圓滿滿的。

　　 于是，中央新聞電影制片廠拍攝的開國大典紀錄片中，留下了這樣一個鏡頭：一位著軍裝的小伙子，突然來到葉子龍面前，交給葉子龍一個紅綢條；葉子龍當即上前幫毛主席將紅綢條別在左胸口袋上方。

　　 這位著軍裝的小伙子就是鐘靈。

　　 別好紅綢條的毛澤東帶著其他領(lǐng)導人繼續(xù)向上登攀。

　　最后議程：蘇聯(lián)顧問建議放禮花

　　 開國大典的議程安排中，開始沒有放禮花這個項目。

　　 在北京的蘇聯(lián)顧問根據(jù)蘇聯(lián)的國慶經(jīng)驗，向大會籌委會建議開國大典最后一項議程應(yīng)放禮花。

　　 施放禮花能使新中國的第一個夜晚五彩繽紛，當然很好。但禮花是什么樣子，沒有幾個人知道。

　　 不知道也要上馬。

　　 任務(wù)下達給華北軍區(qū)的一位叫張桂文的作戰(zhàn)科長。當時，他感到莫名其妙，因為他不僅不知道怎樣制作禮花，也從來沒見過禮花，但他通過蘇聯(lián)顧問找來了蘇聯(lián)十月革命節(jié)閱兵的記錄片，知道了放禮花是怎么回事。

　　 直到40年后，蘇聯(lián)施放的第一層禮花仍是信號彈，張桂文這才明白禮花與作戰(zhàn)科的關(guān)系，所以開國大典上的禮花全是蘇式信號彈。

　　 張桂文立即組織了禮花小分隊在輔仁大學廣場上進行了嚴格的訓練。

　　 開國大典那一天，當夜色低垂，舉著五星燈籠的群眾游行隊伍接近尾聲時，天安門城樓休息廳里臨時開通的總機接到了大會閱兵總指揮聶榮臻的電話，他要求立即接通位于東華表內(nèi)側(cè)的一個分指揮部，通知張桂文開始施放禮花。

　　 張桂文接到命令，馬上也抓起桌子上的麥克風，充滿激情地連續(xù)喊了三遍：“各位注意，現(xiàn)在施放禮花！”

　　 然而一點回聲也沒有，麥克風壞了。

　　 指揮部的工作人員都替張桂文捏了一把汗。張桂文的臉僅僅白了一下，他還有兩套應(yīng)急方案。40年后，住在空軍東西門干休所的離休干部張桂文說：“我們搞作戰(zhàn)的，總是不止一套方案。因為我們不能把一件事情看死，戰(zhàn)斗中可能這樣，也可能那樣。敵人在變，我們也要變，必須拿出幾套作戰(zhàn)方案�！�

　　 幸虧這位施放禮花的指揮員是參加過無數(shù)戰(zhàn)斗的軍人，他像打仗一樣，為保證禮花施放成功，拿出了三套方案：第一套是由他利用廣場擴音器向施放禮花的6個點呼叫，直接下達命令；第二套是如果麥克風失靈，就由張桂文在指揮部發(fā)放一顆信號彈，表示放禮花開始；第三套方案是如果張桂文的信號槍出故障，派一個人通知最近的禮花點，其他各點見到禮花都一齊放。

　　 此時，當?shù)谝惶追桨甘ъ`后，張桂文二話沒說，走出用木板臨時搭成的指揮部，從腰間熟練地抽出事先準備好的信號槍，沖著黑色的夜空打出了一顆綠色信號彈。

　　 這突如其來的槍聲，使周圍的人們不禁大吃一驚。在人們還沒有弄清楚是怎么回事的時候，廣場周圍的6個發(fā)射點同時轟然爆響，五彩繽紛的“禮花”噴向夜空，照亮廣場，染紅了古老的天安門，預(yù)示著新生的共和國萬紫千紅的明天。

　　 張桂文恐怕沒有想到，他那顆應(yīng)急的信號彈，竟成為開國大典之夜的第一朵禮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