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是人類活動的結晶，一定的文化又為人類的活動提供了特定的歷史場景，并在不同程度上影響著人們的思想和生活。這一點在杰出人物身上表現(xiàn)得尤為突出。毛澤東是近代中國的一位偉人，自然不可避免地受到湖湘文化的影響甚至還主動地從中吸收營養(yǎng)。

　　 首先，毛澤東在世界觀和人生觀的形成中深受湖湘文化注重探求宇宙、人生之大本大源的影響。形成于兩宋時期的湖湘文化一開始便以理學見長，并被譽為“理學之邦”。理學的一個重要特點是注重對宇宙本源的追尋。在理學家看來，“太極”或“道”或“理”，代表了宇宙萬事萬物的最終根據(jù)，只有真正體認并依照這一根據(jù)，人們才能正確認識世界并指導人生。將宇宙的本源歸結為某種虛幻的精神實體是唯心的，但從本源上探討宇宙和人生的致思方向還是有其合理性。湖湘文化在兩宋時期形成的這種重視探尋大本大源的理學傳統(tǒng)代有傳人，特別是通過王船山、魏源、曾國藩、譚嗣同等人發(fā)揚光大后，對近代湖湘士子影響尤巨。毛澤東在湖南一師求學期間，認真研讀過曾國藩等人的事功、思想，又深受其師楊昌濟的影響，在思想上很快便進入一個新天地。他在致友人的一封信中明確表示“于近人獨服曾文正”，其理由之一是曾氏能探得“大本大源”。他認為大本大源即是“宇宙之真理”，而“天下之生民，各為宇宙之一體，即宇宙之真理，各具于人人之心中”。若以此大本大源相號召，則天下之心無有不動，天下之事無有不能為，國家無有不富強，人民無有不幸福。因此，他呼吁“有大氣量人”今后將全部工夫放在對大本大源的探討上，“從哲學、倫理學下手，改造哲學，改造倫理學，根本上變換全國之思想”。由此可見，毛澤東一方面吸取了湖湘文化中關于“大本大源”的思想，另一方面又將其提升到哲學的高度，并將其與對社會的改造聯(lián)系起來。這種高度重視真理探求、重視哲學世界觀改造的思想，無疑是對重視“大本大源”的湖湘文化傳統(tǒng)的批判繼承。在后來的革命戰(zhàn)爭年代乃至和平時期，毛澤東之所以不惜投入大量精力從事理論思考和著述，并不斷在黨內(nèi)外發(fā)起整風運動和思想改造運動，不能說與此無關。

　　 其次，湖湘文化強調經(jīng)世致用、經(jīng)邦濟世、以治國平天下為己任的特點也在毛澤東身上留下深刻烙印。自湖湘學派創(chuàng)立之初，胡宏、張�〉热司褪�分“留心經(jīng)濟之學”，反對“多尋空言，不究實用”的空洞心性之學，主張從國計民生、“日用之實”中探求國家治亂興亡之道。此后，這一特點也被湖湘學者繼承下來并加以弘揚。和近代許多湖南有志之士一樣，毛澤東在青年時代深受這一湖湘文化傳統(tǒng)的影響，表現(xiàn)出強烈的責任感、使命感和經(jīng)邦濟世的遠大抱負。就讀一師時，他曾廣泛接觸包括王船山在內(nèi)的清初幾位大師的學術思想，并經(jīng)常到船山學社聆聽劉人熙等講述船山哲學，對前人倡導的“經(jīng)世致用”學風極表認同和向慕。他還在“修身”課的筆記中認真抄下了王船山論圣賢與豪杰的語錄：“有豪杰而不圣賢者，未有圣賢而不豪杰者也”。并釋“圣賢”為既具有高尚的“品德”又能夠成就“大功大名”的“德業(yè)俱全者”。這表現(xiàn)出與船山同樣的以治學與治世并重的人才觀。從這一點出發(fā)，他稱贊曾國藩是不同于單純傳教之人或單純辦事之人的“辦事而兼?zhèn)鹘讨�人”，這也是前述他“獨服曾文正”的另一理由。由于對經(jīng)世致用學風和內(nèi)圣外王人格的強烈認同，毛澤東從學生時代起就具有激越的救世情懷，自覺以救國救民為己任。他曾經(jīng)寫道：世上“小人”太多，故“君子當存慈悲之心以救小人�！�…此小人者，吾同胞也，吾宇宙之一體也。吾等……宜為一援手，開其智而蓄其德，與之共躋于圣域�！倍�他創(chuàng)立新民學會，確定“以革新學術，砥礪品行，改良人心風俗為宗旨”，并與同學一道“指點江山，激揚文字，糞土當年萬戶侯”，更是他救世濟民偉大抱負的直接體現(xiàn)�？梢哉f，毛澤東正是在經(jīng)世致用這一湖湘文化的影響下，懷著救國救民的偉大抱負，從家鄉(xiāng)走向省城，從湖南走向全國，直至領導人民實現(xiàn)中國歷史上最偉大的革命性變革。

　　 第三，湖湘文化力戒空談虛浮、主張務實踐履、倡導實事求是的學風也深深地影響了毛澤東。歷代湖南學者大都重視實踐，提倡力行。毛澤東是近代以來正確處理知行關系、高度重視實踐作用的典范，之所以如此，自然也與他早年所受湖湘文化影響有關。毛澤東的老師楊昌濟一向強調知行統(tǒng)一和力行的重要，認為“博學、深思、力行，三者不可偏廢，博學、深思皆所以指導其力行也，而力行尤要”。毛澤東在形成自己知行觀的過程中明顯受到其師的影響，這在他的早期文稿中多有體現(xiàn)。為了實現(xiàn)知行結合和以行求知，他又特別重視實地調查，以研讀社會這本“無字天書”。他曾多次與蔡和森等好友以“游學”方式深入湖南農(nóng)村了解民間疾苦，還遠游北京、上海等地向陳獨秀、胡適等名流學者求教。毛澤東青年時期形成的這種重實際、重調查的學風，在以后的政治實踐中不斷得到豐富和發(fā)展。二十世紀三十年代，他提出了“沒有調查就沒有發(fā)言權”、“中國革命斗爭的勝利要靠中國同志了解中國情況”的著名論斷；四十年代，他大力倡導理論聯(lián)系實際的馬克思主義學風，在全黨確立了“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實事求是思想路線的形成和確立，既是對重力行、重踐履這一文化傳統(tǒng)的繼承，又是對它的超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