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北京大學與五四運動
作者： 趙臘平
有關(guān)毛澤東在新中國成立后對北京大學的態(tài)度，不少人包括北大的一些專家、學者，似乎都持相同或相近的看法，那就是四個字：“不冷不熱”。理由呢？新中國成立后毛澤東從來沒去過北大；為什么不去呢？在北大當圖書館助理員的時候受到過冷遇；依據(jù)呢？在延安窯洞里接受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采訪時談及北大時說過這樣一席話：“我的地位這樣地低下，以至于人們都躲避我。我擔任的工作是登記圖書館讀報紙的人們的名字，可是大多數(shù)人，都不把我當人類看待。在這些來看報的人們當中，我認識了許多有名的新文化運動領袖們的名字。像傅斯年、羅家倫，和一些別的人，對于他們我是特別感興趣的。我打算去和他們開始交談政治和文化問題，可是他們都是忙人。他們沒時間去傾聽一個圖書館助理員說南方土話�！保ò５录�?斯諾《西行漫記》）
那么，這樣的推斷是否合乎邏輯，其中到底有多少可信的成分？我們姑且不下結(jié)論，先來了解一下毛澤東1918年到北京大學以及在這里當圖書館助理員的有關(guān)情況——
這方面的資料不少，但筆者覺得方勇、劉大禹先生的考證比較嚴謹。兩位學者在《毛澤東與北大圖書館的幾個問題考析》（2007年第8期《黨史文苑》）一文中介紹，毛澤東是通過楊昌濟推薦給北大校長蔡元培，并得到李大釗的安排，于1918年10月22日至26日之間進入北大圖書館的，一直工作到1919年3月12日之前。
具體情況是這樣的：1917年，章士釗任北京大學教授兼圖書館主任，向校長蔡元培推薦了楊昌濟出任倫理學教授。當年5月，楊昌濟應蔡元培之邀，從長沙赴京，出任該職，6月，攜家眷住北京鼓樓后豆腐池胡同九號。楊昌濟得知蔡元培、吳玉章、李石曾等正積極倡導中國青年赴法勤工儉學之事后，便寫信告訴在湖南組織新民學會的毛澤東，囑他盡快來京，為湖南青年赴法作聯(lián)系和準備。為此，毛澤東的同學蔡和森先行，6月23日由長沙啟程，25日到達北京，聯(lián)絡赴法勤工儉學的具體組織事宜，并住宿在楊昌濟家。在楊昌濟的介紹下，蔡和森很快見到了蔡元培、李石曾等人，商議了赴法的各項細節(jié)。不久，蔡和森兩次寫信催促毛澤東，要求他邀集志愿留法的同志迅速北上，信中特別轉(zhuǎn)達了楊昌濟的意見：“師頗希望兄入北京大學”，以打下“可大可久之基”。
1918年8月15日，毛澤東和蕭子升、張昆弟、李維漢、羅章龍等24名湖南青年，坐火車離開長沙奔赴北京。由于路遇洪水，道路阻斷，19日方抵北京。第二天，毛澤東就去看望楊昌濟，并與蔡和森住在楊家前院南房一間客房里。不久，考慮到來京的新民學會會員住地過于分散，不便聯(lián)系，經(jīng)楊先生幫助，毛澤東與蔡和森遷居位于沙灘北大紅樓附近的三眼井吉安東夾道七號（現(xiàn)吉安所左巷八號）。在這七號小院的北房西間，他和蔡和森等八位新民學會會員同居一室。
有關(guān)當時的情形，毛澤東后來回憶是說過：“我自己在北平的生活是十分困苦的。我住在一個叫三眼井的地方，和另外7個人合住一個小房間，我們?nèi)w擠在炕上，連呼吸的地方都沒有。每逢我翻身都得預先警告身旁的人。”經(jīng)楊昌濟聯(lián)系，蔡元培、李石曾同意為湖南青年先辦三處留法預備班。
湖南先后抵京準備赴法勤工儉學的青年達四五十人，是全國來京人數(shù)最多的省。毛澤東面臨著如何解決生活費用的問題。據(jù)他自己回憶：“對于我，北平好像花費太大了；我是從朋友們借了錢來北平的，來了以后，馬上就必須尋找職業(yè)。楊昌濟——我從前在師范學校的倫理教員，這時是國立北京大學的教授。我請他幫助我找尋一個職業(yè)，他就把我介紹給北大的圖書館主任。這主任就是李大釗，他不久成了中國共產(chǎn)黨的創(chuàng)立者，后來被張作霖槍殺了�！�
回憶中，毛澤東說得很清楚，他是由李大釗安排在圖書館工作的。那么，毛澤東與李大釗是怎么相見的？學術(shù)界有各種說法，爭議不少。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毛澤東和他同時代的人》一書記載：8月下旬，經(jīng)蔡元培介紹，毛澤東到北大圖書館當助理員，當時館長是李大釗。在這里，毛澤東第一次見到了仰慕已久的李大釗。金沖及主編的《毛澤東傳》記載：10月間，經(jīng)楊昌濟介紹，毛澤東認識了當時任北大圖書館主任的李大釗。中共中央文獻出版社的《毛澤東年譜》記載：“10月，經(jīng)楊昌濟介紹，認識北京大學圖書館主任李大釗”。但這些說法都沒有提到時任北大校長的蔡元培。那么，毛澤東到北京后并任職北大圖書館與蔡元培有什么關(guān)系呢？難道當時北大進一個工作人員校長壓根兒就不過問嗎？
據(jù)1919年赴法國勤工儉學的蕭子升回憶，由于生活困難，他們想到了蔡元培：他一貫的仁慈寬厚，我們寫信請示他可否給同學安插一個打掃教室的工作。蔡校長知道了這件事，有個更好的主意，蔡先生致時任北大圖書館館長李大釗先生的書函可為明證：“守常先生大鑒：毛澤東欲在本校謀一半工半讀工作，請設法在圖書館安置一個書記的職位，負責整理圖書和清掃房間，月薪八元。蔡元培即日�！卑凑招ｉL的意思，李大釗就給毛澤東在圖書館安排了一份“書記”的工作。
北京大學紅樓
據(jù)考證，當時北大圖書館由5個閱覽室組成，毛澤東負責第二閱覽室，即報紙閱覽室。每天的工作除打掃外，便是整理上架新到的報刊和登記前來閱覽者的姓名。毛澤東進入北大圖書館任職，自然也就解決了生計問題。有人說，毛澤東在北大圖書館的收入很低，北大教授的月薪大多為二三百元，毛澤東每月薪金卻只有八元，是最低一級的工薪。但毛澤東在延安接受埃德加?斯諾采訪時卻說“李大釗給我找到工作，當圖書館的助理員，每月給我一筆不算少的數(shù)目——8塊錢”。這是怎么回事？
有關(guān)這個問題，一個署名為“阿憶”的學者2008年11月4日寫過一篇題為《毛澤東在北大過得怎么樣》的文章，談了他自己的看法，文筆雖則調(diào)侃，但看后覺得也不無道理。
據(jù)說，一開始批準毛澤東做“圖書館書記”時，談好月薪是17塊大洋�？傻綀D書館搬完家，毛澤東正式上班的時候，不知道怎么月薪就變成了8塊大洋，減了一半兒多。毛澤東拿8塊大洋，那當時別的教授和院長們拿多少錢？“阿憶”考證，當時李大釗的月薪是240大洋。北大四大院長的薪金是：法學院院長王建祖副教授，3級學長，月薪350大洋；理學院院長夏元瑮副教授，3級學長，月薪350大洋。當時，蔡校長是1級校長，月薪600大洋。相當于今天的將近6萬人民幣！人家拿得那么高，毛澤東每月才8塊大洋是不是就意味著過得很苦？不是。
據(jù)說當時一個工人要是能掙到15塊大洋，完全可以養(yǎng)活不上班的老婆和兩個孩子。而那時毛澤東是單身，每月有8塊大洋薪水，足夠生活開銷。而當時蔡元培主張北大的學術(shù)活動和課堂教學向全社會開放，學生們也很自然地分為學籍生、注冊旁聽生、蹭課生3類。注冊旁聽生允許自由旁聽和參加各種學術(shù)活動。毛澤東當時是哲學系繳費的注冊旁聽生，而并非蹭課生，所以毛澤東除了生活費外，還可以聽哲學課和參加新聞研究會授課和實習，學子地位不低。
毛澤東（左四）任北京大學圖書管理員期間，在北京陶然亭慈悲庵與鄧中夏（左五）等人合影。
毛澤東離開北大的時間大概為1919年3月12日之前。離開的原因是因母親病重。毛澤東從北京動身，14日達到上海，然后從上海轉(zhuǎn)回湖南。
有關(guān)毛澤東對北大的印象，很多人是根據(jù)毛澤東在延安接受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采訪時說的那段話來推斷的，因此認定“毛澤東在北大的經(jīng)歷是不愉快的”，或者說，“毛澤東在北大的物質(zhì)生活不錯，但精神上很不愉快。”有人感慨，“那段回憶不但令毛澤東感到悲傷，亦令后來的天下讀者倍感心酸�！敝x泳先生在一篇文章中寫道，“這種不愉快在他一生中都有痕跡，他對知識分子的態(tài)度特別是對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評價，與他早年的北大經(jīng)歷是有關(guān)系的�！薄鞍洝毕壬踔琳J為，“毛澤東后來勉強為北大題寫了校名，但拒絕兼任北大校長，默認新北大把校慶從12月17日改成5月4日，他不大喜歡北大離天安門、皇宮、中南海太近，干脆把它遷到西郊燕園，不愿意去新北大轉(zhuǎn)轉(zhuǎn)……”
筆者以為，諸如“因為毛澤東在北大的經(jīng)歷不愉快，而不愉快他肯定會耿耿于懷，所以在新中國成立后，他對北京大學就不冷不熱了”的邏輯推理過于武斷，至少是偏頗的，依據(jù)與理由也不充足。你想啊，他在北大可能是有些不愉快，正如毛澤東在延安窯洞里接受埃德加?斯諾的采訪時所言：“我的地位這樣地低下，以至于人們都躲避我。我擔任的工作是登記圖書館讀報紙的人們的名字，可是大多數(shù)人，都不把我當人類看待……像傅斯年、羅家倫，和一些別的人，我是特別感興趣的……可是他們都是忙人，沒時間去傾聽一個圖書館助理員說南方土話�！钡P者以為，這也只是毛澤東對自己當時在北大工作時地位低下，沒能好好與“新文化運動領袖們”好好交流“政治和文化問題”的一種遺憾，或者說是抱怨。
事實上，毛澤東后來在談到北京大學時，念念不忘蔡元培、李大釗、陳獨秀、邵飄萍等，說他是在北京大學系統(tǒng)地學習并接受了了馬克思主義。因為北大，他還收獲了愛情，認識了北京大學教授楊昌濟的女兒后來成為他革命伴侶的楊開慧。很多年以后，他還在延安的窯洞里盛情地接待了當時北京大學新文化運動的領袖人物傅斯年等的到訪，盡管兩人政見不同，但因了北大的緣分，“念及在北大的情誼”，和傅斯年“徹夜長談”，并以題字相贈。
新中國成立后，盡管由于種種原因，毛澤東一直沒能找到回到北京大學的機會，但他對北大的情感與關(guān)心卻是始終如一的——
據(jù)知道內(nèi)情的人士回憶，1949年北平剛解放不久，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初期，毛澤東就與北京大學“接上了頭”。這些聯(lián)系共有三次，都是書信來往。
第一次聯(lián)系是在1949年4月，是五四運動30周年前幾天。當時北大學生會的兩位年輕干部，商議以“北京大學紀念五四籌備委員會”的名義給毛澤東寫信，邀請他回北大參加全校紀念“五四”30周年的活動。信的大意是：毛主席在北大工作過，五四又是國家大事，所以請他回校參加活動。信于4月28日寄出，4月30日毛澤東就親筆作復，原信如下：
北京大學紀念五四籌備委員會諸先生：
四月廿八日的信收到。感謝你們的邀請。因為工作的原故，我不能到你們的會，請予原諒。慶祝北大的進步！
毛澤東四月卅日
署名為“軍中一卒”的博友寫過一篇題為《毛澤東和北京大學》的博文，他分析認為，毛澤東的這封回信非常尋常，而是具有特殊的意義：
第一，信是毛澤東親筆寫的，而且回得很快，從北大把信寄出到毛澤東收信作復，中間只隔兩天，除去郵送時間，幾乎剩不下空閑，毛澤東一定是收到北大的信就立即親筆作復的，這可以看出他對北大的急切關(guān)注之情。須知其時人民解放軍剛剛結(jié)束渡江戰(zhàn)役，在解放了南京之后，正向杭州、上海逼進。全國也開始了向西南、西北、中南、華南等地區(qū)的大進軍，軍情緊急，建國在望，毛澤東日理萬機，有多少重大事情需要他去處理��！對于北大的這樣一封邀請信，他完全可以讓秘書代筆回復，或者推遲幾天，亦無不可。然而他卻立即親筆作復，這不就鮮明地反映了他對北大的一腔思戀之情么？據(jù)當時和毛澤東同住北京香山、負責中共中央政治秘書室工作的師哲回憶：那時中央機關(guān)剛剛從西柏坡來到北京，國民黨的飛機還時來騷擾。每天寄給毛主席的信很多，有幾籮筐。一般信件均由秘書室處理，只有重要的毛主席才會親筆回信。講到毛主席這次給北大親筆回信時，師哲說：“這樣的復信，完全可以由時任毛澤東秘書田家英代筆，但主席不愿意這樣做，因為我知道北京大學在主席心目中的地位。主席常說：北大是最高學府，我們要尊重知識�。 �
第二，毛澤東在回信中表示感謝邀請，說明了不能應邀的原故，請予原諒，寥寥數(shù)語，口氣平和，禮數(shù)周全，完全是平等待人的態(tài)度，沒有絲毫虛驕氣味。信尾題書“慶祝北大的進步”，表示了一種良好的祝愿。據(jù)收到這封信的當事人回憶：這封信由一位解放軍戰(zhàn)士送交，信皮信紙都很粗糙，信皮上寫著“北京大學紀念五四籌備委員會毛寄”。它給當時北大人所帶來的喜悅，是無法用言語形容的。
第二次書信聯(lián)系是在第一次之后不久的1949年12月。當時北大正準備在12月17日（按：1949年以前北大把12月17日定為校慶日，1949年后改為5月4日）舉行第51周年校慶。經(jīng)校務委員會秘書請示時任北大校務委員會主席的著名哲學家湯用彤先生和秘書長、著名史學家鄭天挺先生同意，決定用北大全體師生的名義，給毛澤東寫封信，請他回來參加校慶，并請他給北大�；疹}字。
這封信說：“十二月十七日是北京大學第五十一周年校慶紀念日，為了慶祝這解放后的第一次校慶，我們準備在十七日上午舉行簡單的慶祝儀式，……我們熱烈地盼望您能在這一天回到學校里來，給我們一點指示。要是您有空，無論如何希望給我們寫幾句話，給一點指示！還有一件事要麻煩您的，最近我們要制新的校徽，想請您給寫‘北京大學’四個字，希望您能答應我們。”信尾署名“北京大學全體師生”。
信于12月12日發(fā)出，寄往中南海，但過去了整整一個冬天，卻渺如黃鶴，沒有回音。后來了解到，原來1949年12月6日毛澤東率代表團離京，前往莫斯科，同斯大林商談簽訂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去了，直到3月4日才回到北京。毛澤東外訪近三個月，回國后有大量積壓的重大問題需要處理，其勞累與緊張程度可想而知，但他對北大題寫�；盏囊蟛]有忘懷，僅在12天之后，3月17日，毛澤東就經(jīng)中共中央辦公廳秘書室把親筆書寫的四個遒勁有力的校徽題字“北京大學”函發(fā)到了北大校長辦公室。辦公廳秘書室還致交一信，內(nèi)稱：“寄上毛主席為北大校徽題字，敬請查收�！北贝笮瘴瘑T會當即決定在全校師生中廣泛征求校徽圖案，隨后即制成長4厘米、寬1.5厘米，印有紅底白字和白底紅字兩種長方形橫牌校徽，前一種教職員工佩戴，后一種學生佩戴。從50年代初起，一直使用至今。據(jù)悉，這是第一次毛澤東為高校題寫�；�。
眾所周知，在北大歷史上使用過兩個�；眨浩湟皇�1917年由蔡元培請魯迅設計的等腰三角形狀并由魯迅書寫篆體“北大”兩字的豎牌�；眨�1949年前一直使用；再就是毛澤東書寫的這枚校徽。從魯迅設計到毛澤東題字的兩枚北大校徽的延續(xù)歷程，從一個側(cè)面反映了北大的光榮歷史。
第三次聯(lián)系是距離這次題寫�；諆H僅一個月之后即1950年4月。北大的師生員工為了迎接即將到來的五四運動31周年，籌辦有關(guān)史料展覽，想請毛澤東題字。4月20日，一封信函由北大發(fā)出，其中寫道：
毛主席：
我們學校為了紀念五四，預備盛大慶祝，并舉行與五四運動有關(guān)的史料展覽，想請您給我們一幅題字，以增加展覽的價值。希望您答應我們的請求。因為還要勻出裝裱的工夫，更希望早幾天寫給我們。謝謝您！
敬祝身體健康！
國立北京大學全體師生員工
謹啟四月二十日
同一天，北大學生自治會也給毛澤東寄去一信，請他為學生會的刊物寫點文章。毛澤東在收到這兩封信后第二天，也就是4月21日，即寫了如下題詞：“祝賀五四三十一周年，團結(jié)起來為建設新中國而奮斗！”
隨后，他又在4月28日給北大學生自治會寫去一信說：“四月二十日來信收到。叫我給你們的刊物寫點文章，我是高興的；可惜我近日頗忙，不能應命，請予原諒，敬祝進步。”
半年之內(nèi)，三次聯(lián)系，無論是題寫校名，還是題字，毛澤東都來者不拒，一一應承，即來即復，又豈是一句“不冷不熱”所能結(jié)論得了的？尤其是其中“團結(jié)起來，建設新中國”的題詞，既是他對北大師生的厚望，更是對全國知識分子的殷切期望。
其實，有關(guān)毛澤東關(guān)心北京大學的事，還有一個故事：1951年6月，馬寅初出任北大校長。有一次在中南海開會，他對毛澤東說：“要兄弟把北大辦成第一流的學府，主席您就得支持我的工作�！泵珴蓶|笑容可掬地問：“馬老，您要我怎樣的支持？”“不要別的，只希望主席能夠批準兄弟點名邀請誰到北大講演，就請不要拒絕！”“這個好辦。”毛澤東風趣地說：“我批準了！馬老校長，我給您這個尚方寶劍！”馬老得到“尚方寶劍”后點名邀請了不少黨政領導干部到北大講演，如中央組織部副部長安子文、中央財經(jīng)委員會副主任薄一波、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南漢宸等。
這年國慶節(jié)，在天安門城樓觀禮，馬寅初站在毛澤東身后，當北大游行隊伍高舉紅樓模型通過時，毛澤東問馬寅初：“紅樓還是原來樣子嗎？”“一切還是原樣，沒有絲毫損失！”馬寅初說：“你和李大釗在紅樓的工作室也對外開放了�！闭徽勚g，突然下起了大雨。毛澤東看看游行隊伍，關(guān)切他說：“馬老，您的學生淋雨了，我給您派人打電話，通知學校，讓食堂為大家準備姜湯！”馬寅初動情地說：“謝謝主席關(guān)懷！”游行結(jié)束，馬寅初回到北大，看到同學們正喝著滾熱的姜湯時，興奮地把在天安門城樓上與毛澤東的談話告訴大家，鼓勵同學們：“今后更加努力奮進，不要辜負毛主席的關(guān)懷……”
有意思的是，盡管不少人對毛澤東解放后沒能去過北大而心存疑慮，甚至耿耿于懷，但毛澤東卻把自己的寶貝閨女送到了北大。]959年秋天（一說是夏天），毛澤東和江青所生的閨女李訥高中畢業(yè)，并以優(yōu)異的成績考上了北京大學歷史系。對此，毛澤東非常高興�！盀榱藨c賀，毛澤東讓江青帶著李訥于7月下旬上了一次廬山，一直到8月6日廬山會議結(jié)束，她才和父親一起下山。”據(jù)說李訥在北京大學讀書時，毛澤東經(jīng)常向女兒打聽有關(guān)北京大學的情況。直到1966年夏，李訥從北京大學歷史系畢業(yè)。
毛澤東與李敏、李訥
時間和歷史常常可以洗去很多不該有的誤會與不快。幾十年后，毛澤東的外孫女、李敏的女兒孔東梅在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攻讀完碩士學位回國之后，也選擇了與他外公緣分很深的北京大學就讀，攻讀博士學位。“就學燕園，使我在濃厚的學習空氣中自由呼吸到前輩思想的因子”，這是毛澤東的后代對北京大學的評價，實事求是卻又意味深長，讓人感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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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運動*
毛澤東
（一九三九年五月一日）
二十年前的五四運動[1]，表現(xiàn)中國反帝反封建的資產(chǎn)階級民主革命已經(jīng)發(fā)展到了一個新階段。五四運動的成為文化革新運動，不過是中國反帝反封建的資產(chǎn)階級民主革命的一種表現(xiàn)形式。由于那個時期新的社會力量的生長和發(fā)展，使中國反帝反封建的資產(chǎn)階級民主革命出現(xiàn)一個壯大了的陣營，這就是中國的工人階級、學生群眾和新興的民族資產(chǎn)階級所組成的陣營。而在“五四”時期，英勇地出現(xiàn)于運動先頭的則有數(shù)十萬的學生。這是五四運動比較辛亥革命進了一步的地方。
中國資產(chǎn)階級民主革命的過程，如果要從它的準備時期說起的話，那它就已經(jīng)過了鴉片戰(zhàn)爭[2]、太平天國戰(zhàn)爭[3]、甲午中日戰(zhàn)爭[4]、戊戌維新[5]、義和團運動[6]、辛亥革命[7]、五四運動、北伐戰(zhàn)爭、土地革命戰(zhàn)爭等好幾個發(fā)展階段。今天的抗日戰(zhàn)爭是其發(fā)展的又一個新的階段，也是最偉大、最生動、最活躍的一個階段。直至國外帝國主義勢力和國內(nèi)封建勢力基本上被推翻而建立獨立的民主國家之時，才算資產(chǎn)階級民主革命的成功。從鴉片戰(zhàn)爭以來，各個革命發(fā)展階段各有若干特點。其中最重要的區(qū)別就在于共產(chǎn)黨出現(xiàn)以前及其以后。然而就其全體看來，無一不是帶了資產(chǎn)階級民主革命的性質(zhì)。這種民主革命是為了建立一個在中國歷史上所沒有過的社會制度，即民主主義的社會制度，這個社會的前身是封建主義的社會（近百年來成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它的后身是社會主義的社會。若問一個共產(chǎn)主義者為什么要首先為了實現(xiàn)資產(chǎn)階級民主主義的社會制度而斗爭，然而再去實現(xiàn)社會主義的社會制度，那答復是：走歷史必由之路。
中國民主革命的完成依靠一定的社會勢力。這種社會勢力是：工人階級、農(nóng)民階級、知識分子和進步的資產(chǎn)階級，就是革命的工、農(nóng)、兵、學、商，而其根本的革命力量是工農(nóng)，革命的領導階級是工人階級。如果離開了這種根本的革命力量，離開了工人階級的領導，要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是不可能的。在今天，革命的根本敵人是日本帝國主義和漢奸，革命的根本政策是抗日民族統(tǒng)一戰(zhàn)線，這個統(tǒng)一戰(zhàn)線的組織成分是一切抗日的工、農(nóng)、兵、學、商�？谷諔�(zhàn)爭最后勝利的取得，將是在工、農(nóng)、兵、學、商的統(tǒng)一戰(zhàn)線大大地鞏固和發(fā)展的時候。
在中國的民主革命運動中，知識分子是首先覺悟的成分。辛亥革命和五四運動都明顯地表現(xiàn)了這一點，而五四運動時期的知識分子則比辛亥革命時期的知識分子更廣大和更覺悟。然而知識分子如果不和工農(nóng)民眾相結(jié)合，則將一事無成。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識分子的最后的分界，看其是否愿意并且實行和工農(nóng)民眾相結(jié)合。他們的最后分界僅僅在這一點，而不在乎口講什么三民主義或馬克思主義。真正的革命者必定是愿意并且實行和工農(nóng)民眾相結(jié)合的。
五四運動到現(xiàn)在已有了二十個周年，抗日戰(zhàn)爭也快到兩周年了。全國的青年和文化界對于民主革命和抗日戰(zhàn)爭負有大的責任。我希望他們認識中國革命的性質(zhì)和動力，把自己的工作和工農(nóng)民眾結(jié)合起來，到工農(nóng)民眾中去，變?yōu)楣まr(nóng)民眾的宣傳者和組織者。全國民眾奮起之日，就是抗日戰(zhàn)爭勝利之時。全國青年們，努力�。�
*這是毛澤東為延安出版的中共中央機關(guān)報《解放》寫的紀念五四運動二十周年的文章。
注釋：
（1）五四運動是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發(fā)生的反帝反封建的愛國運動。當時，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剛剛結(jié)束，英、美、法、日、意等戰(zhàn)勝國在巴黎召開對德和會，決定由日本繼承德國在中國山東的特權(quán)。中國是參加對德宣戰(zhàn)的戰(zhàn)勝國之一，但北洋軍閥政府卻準備接受這個決定。五月四日，北京學生游行示威，反對帝國主義的這一無理決定和北洋軍閥政府的妥協(xié)。這次運動迅速地獲得了全國人民的響應，到六月三日以后，發(fā)展成為有工人階級、城市小資產(chǎn)階級和民族資產(chǎn)階級參加的廣大群眾性的反帝反封建的愛國運動。五四運動也是反對封建文化的新文化運動。以一九一五年《青年雜志》（后改名《新青年》）創(chuàng)刊為起點的新文化運動，樹起“民主”和“科學”的旗幟，反對舊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對舊文學，提倡新文學。五四運動中的先進分子接受了馬克思主義，使新文化運動發(fā)展成為馬克思主義思想運動，他們致力于馬克思主義同中國工人運動相結(jié)合，在思想上和干部上準備了中國共產(chǎn)黨的成立。
�。�2）一八四○年至一八四二年，英國因中國人反對輸入鴉片，就借口保護通商，派兵侵略中國。中國軍隊在林則徐領導下曾經(jīng)進行了抵抗。廣州人民自發(fā)地組織武裝抗英團體，使英國侵略軍受到很大的打擊。福建、浙江、江蘇等地人民也自發(fā)地掀起了抗英斗爭。一八四二年英國軍隊侵入長江，迫使腐朽的清朝政府和英國侵略者簽訂中國近代史上的第一個不平等條約——《南京條約》。這個條約的主要內(nèi)容是：中國割讓香港，給英國大量賠款，開放上海、福州、廈門、寧波、廣州為通商口岸，抽收英商進出口貨物的稅率由中英雙方共同議定。
�。�3）太平天國戰(zhàn)爭是發(fā)生于十九世紀中葉的反對清朝封建統(tǒng)治和民族壓迫的農(nóng)民革命戰(zhàn)爭。一八五一年一月，這次革命的領導者洪秀全、楊秀清等，在廣西桂平縣的金田村起義，建號“太平天國”。一八五二年太平軍出廣西，攻入湖南、湖北。一八五三年，經(jīng)江西、安徽，攻克南京，并在這里建都。隨后從南京分出一部兵力北伐和西征，北伐軍一直打到天津附近。但太平軍在它占領的地方都沒有建立起鞏固的根據(jù)地，建都南京后它的領導集團又犯了許多政治上和軍事上的錯誤。在清朝軍隊和英、美、法等國侵略軍的聯(lián)合進攻下，太平天國戰(zhàn)爭于一八六四年失敗。
�。�4）一八九四年（甲午年）發(fā)生的中日戰(zhàn)爭，也稱甲午戰(zhàn)爭。這次戰(zhàn)爭是日本軍國主義者蓄意挑起的。日本軍隊先向朝鮮發(fā)動侵略并對中國的陸海軍進行挑釁，繼即大舉侵入中國的東北。在戰(zhàn)爭中，中國軍隊曾經(jīng)英勇作戰(zhàn)，但是由于清朝政府的腐敗以及缺乏堅決反對侵略的準備，中國方面遭到了失敗。一八九五年，清朝政府和日本訂立了可恥的《馬關(guān)條約》。這個條約的主要內(nèi)容是：中國割讓臺灣全島及所有附屬各島嶼、澎湖列島和遼東半島（后來在俄、德、法三國干涉下，日本同意由清政府償付白銀三千萬兩“贖還”該半島），賠償軍費銀二萬萬兩，允許日本人在中國通商口岸開設工廠，開辟沙市、重慶、蘇州、杭州等地為商埠。
�。�5）戊戌維新也稱戊戌變法，是一八九八年（戊戌年）發(fā)生的維新運動。當時，中國面臨被帝國主義列強瓜分的嚴重危機。康有為、梁啟超、譚嗣同等人，在清朝光緒皇帝的支持下，企圖通過自上而下的變法維新，逐步地在中國推行地主階級和資產(chǎn)階級聯(lián)合統(tǒng)治的君主立憲制度，發(fā)展民族資本主義，以挽救民族危亡。但是，這個運動缺乏人民群眾的基礎，又遭到以慈禧太后為首的頑固派的堅決反對。變法三個多月以后，慈禧太后發(fā)動政變，幽禁光緒皇帝，殺害譚嗣同等六人，變法遭到失敗。
�。�6）義和團運動是一九○○年發(fā)生在中國北部的反對帝國主義的武裝斗爭。參加這場斗爭的，有廣大的農(nóng)民、手工業(yè)者和其他群眾，他們用宗教迷信互相聯(lián)系，在秘密結(jié)社的基礎上組織起來，對英、美、德、法、俄、日、意、奧的聯(lián)合侵略軍進行了英勇的斗爭。八國的聯(lián)合侵略軍在占領天津、北京以后，極殘酷地鎮(zhèn)壓了這個運動。
�。�7）辛亥革命是以孫中山為首的資產(chǎn)階級革命團體同盟會所領導的推翻清朝專制王朝的革命。一九一一年（辛亥年）十月十日，革命黨人發(fā)動新軍在湖北武昌舉行起義，接著各省響應，外國帝國主義所支持的清朝反動統(tǒng)治迅速瓦解。一九一二年一月在南京成立了中華民國臨時政府，孫中山就任臨時大總統(tǒng)。統(tǒng)治中國兩千多年的君主專制制度從此結(jié)束，民主共和國的觀念從此深入人心。但是資產(chǎn)階級革命派力量很弱，并具有妥協(xié)性，沒有能力發(fā)動廣大人民的力量比較徹底地進行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辛亥革命的成果迅即被北洋軍閥袁世凱篡奪，中國仍然沒有擺脫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狀態(tài)。
（出處：毛澤東選集第二卷 人民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