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張家康
1918年8月15日，青年毛澤東為新民學會赴法勤工儉學的事，由長沙乘火車到北京，這是他第一次走出湖南的長途之旅。他沒有去法國，而選擇留在北京。10月，經恩師楊昌濟的介紹，他被安排到北京大學圖書館當助理員，次年3月，因母親病重離職歸湘。在北大的不到半年的時光，他讀了很多的書，接觸了很多的人和事，特別是結識了李大釗、陳獨秀等中國最早接受和宣傳馬克思主義的革命先驅，這一直深植于他記憶之中并帶來深遠的影響。
優(yōu)秀的師范生
1913年春，毛澤東被湖南第四師范錄取，師范學校為5年制。次年春，第四師范合并入第一師范。第四師范是春季開學，而第一師范是秋季開學，毛澤東重讀了半年預科，到1918年暑期畢業(yè)，他實際成為讀了5年半的師范生。在這所學校里，對他影響至深的教員有楊昌濟、徐特立、袁仲謙、黎錦熙、王季范、方維夏等，其中尤以楊昌濟的影響最大。楊先生對這位農家子弟很感興趣，其日記中寫道：“余因以農家多出異才，引曾滌生、梁任公之例以勉之。”楊先生期望不可謂不高，希望毛澤東像曾國藩、梁啟超一樣出類拔萃、人才輩出。僅比毛澤東長4歲的黎錦熙和毛澤東來往密切，相交于師友之間，在讀過毛澤東的日記后，他寫道：“在潤之處觀其日記，甚切實，文理優(yōu)于章甫，篤行兩人略同，皆可大造。”
劇烈動蕩的社會呼喚“大造”之才，而毛澤東也正關注著變幻的政治風云。袁世凱與日本簽訂喪權辱國的“二十一條”，消息傳來，一師學生編印《明恥篇》小冊子，毛澤東在封面寫下：“五月七日，民國奇恥；何以報仇？在我學子！”他還在挽學友的詩中寫道：“我懷郁如焚，放歌倚列嶂。列嶂青且蒨，愿言試長劍；東海有島夷，北山盡仇怨。蕩滌誰氏子，安得辭浮賤！”那種對民族危難的沉重憂患，那種以雪恥救亡為己任的情懷抱負，溢于字里行間，躍然紙上。更令人稱奇的是，他在給肖子升的信中就警告：中日之間“二十年內，非一戰(zhàn)不足以圖存，而國人尤沉酣未覺，注意東事少”。后來的九一八事變、七七事變，果然應驗了這一石破天驚、防患未然的預言。
正是由于楊先生的介紹和推薦，《新青年》給他開啟了另一扇認識中國與世界的窗口。陳獨秀所說的“倫理的覺悟是吾人最后之覺悟”對他的感觸極深，循著新文化運動的思路，他在努力地探索，為此閱讀了許多哲學和倫理學的著作，而他興趣最大的是倫理學，他認為，“倫理學是規(guī)定人生目的及達到人生目的的方法之科學�！敝匀绱苏J識，是因為他覺得“國人積弊甚深，思想太舊，道德太壞”，而要改變這種狀態(tài)，就必須“從哲學、倫理學入手，改造哲學，改造倫理學，根本上變換全國之思想”。
“自信人生二百年，會當水擊三千里�！币簧釔塾斡镜拿珴蓶|，不僅能在江河湖海中“勝似閑庭信步”，而且對改造中國與世界，充滿著“舍我其誰”的自信和“拿得定，見得透，事無不成”的意志。他常對人說，好男兒要為天下奇，讀奇書，交奇友，做奇事，做個奇男子。同學們用諧音給他取名為“毛奇”，以歷史上普魯士的一名很有學問的將領毛奇相比喻。在一師就讀期間，學校組織人物競選活動，毛澤東在34名當選者中，得票最高，而在德、智、體三方面都有得票者，惟有毛澤東一人。
1918年4月14日，新民學會在蔡和森家正式成立，到會的有毛澤東、蔡和森、肖子升、何叔衡、肖三、張昆弟、陳書農、鄒鼎丞、羅章龍等。這是五四時期最早的新型社團之一，宗旨是“革新學術，砥礪品行，改良人心風俗”。肖子升為總干事，毛澤東、陳書農為干事。學會成立不久，肖子升去了法國，會務便由毛澤東主持。1920年冬，由毛澤東撰寫的《新民學會會務報告》說：“會章系鼎丞、潤之起草，條文頗詳；子升不贊成將現(xiàn)在不見諸行事的條文加入，頗加刪削�！毙ぷ由邦H加刪削”的條文，恰是毛澤東所提激烈的政治主張。一激烈一溫和，這是兩位好友最終分道揚鑣的主要原因。
其實，毛澤東此時的思想信仰仍未確定，亦如他所說：“是自由主義、民主改良主義、空想社會主義等觀念的大雜燴。……但是我是明確地反對軍閥和反對帝國主義的。”
1918年6月下旬，新民學會召開會議，認為留法勤工儉學很有必要，應該盡力進行，推舉蔡和森等“專負進行之責”。蔡和森到了北京后，給毛澤東寄來了一封信，十分同意毛澤東的新民學會的方針意見，信中說：“兄對于會務，本有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的意趣，弟實極表同情，且尤不諱忌嫌疑于政黨社會黨及諸清流所不敢為者之間。以為清流既無望，心地不純潔者又不可，吾輩不努力為之，尚讓何人去做？此區(qū)區(qū)之意，相與共照也。”“三年之內，必使我輩團體，成為中國之重心點�！彼麄冋娴淖龅搅诉@一點，新民學會會員大多成了中共早期黨員，擔當起中國革命的重任。
楊昌濟此前已在北大哲學系任教，赴法勤工儉學的信息就是他傳遞回家鄉(xiāng)的，并讓一師的學生們積極準備赴法留學。這時的湖南政局混亂，政權更迭頻繁，教育已經摧殘殆盡，學生已至無學可求的境地。勤工儉學便是一條新的出路。蔡和森在北京忙碌之際，常去楊先生處。6月30日，蔡和森在致毛澤東的信中說：“兄事已與楊師詳切言之，師頗希望兄入北京大學。”北大校長蔡元培“正謀網羅海內人才。”“吾三人有進大學之必要，進后有兼事之必要，可大可久之基，或者在此�！薄靶质隆碑斨该珴蓶|正在長沙籌劃赴法勤工儉學的事，“吾三人”是指毛澤東、蔡和森和肖子升。他們都是楊昌濟最看重的學生。楊昌濟希望毛澤東先“入北京大學”，以造學業(yè)和事業(yè)的“可大可久之基”。
在全國準備赴法勤工儉學的學生中，湖南是報名最多的省份，毛澤東擔心大量人才外流，造成基礎教育薄弱，所以，他在致同學羅學瓚的信中說，同人已沒有幾個從事小學教育，“后路空虛，非計之得”。認為羅學瓚從事教育工作最適宜，不如留下從事教育。在安頓好患病的母親后，毛澤東于8月15日離開長沙前往北京，途中因鐵路被大水沖斷，延至19日到達北京。
到了北京后，毛澤東忙碌著奔波著，幾經聯(lián)系，才落實好勤工儉學的事宜。大多青年因出國補習法語，陸陸續(xù)續(xù)進了預備班，沒有進預備班的也考入北大預科。楊先生希望毛澤東最好能在北大繼續(xù)讀書，可他卻沒有報考預科，其間不乏經濟的原因，亦不排除與他一向推崇自學的主張相關。這里還有一個客觀存在的原因，那就是當時教育部規(guī)定，中等師范生畢業(yè)后，必須先工作幾年后，才能報考大學。現(xiàn)今這一愿望已然落空，他便作另外的努力，據(jù)肖子升回憶，由于“蔡（元培）校長幫忙的緣故”，圖書館長“李大釗安排毛澤東干打掃圖書館、整理圖書等輕便工作”。他說：“毛澤東對蔡孑民校長一直非常感激。寫給他的每封信都以‘蔡夫子大人’開頭。他認為自己是蔡校長的學生，永遠對蔡校長表示尊敬。1938年，蔡孑民先生隱居九龍，在他逝世前十二月左右，我常到他家促膝而談。有幾次我們談起毛澤東。以蔡先生的高齡，自然他不能記住一切。蔡先生還能記得毛澤東給他寫信，但想不起毛澤東的音容笑貌了�！�
毛澤東最初住在楊昌濟先生家，其他會員分住在湖南會館。由于分散居住，聯(lián)系起來十分不便。不久，毛澤東和蔡和森、肖子升、羅章龍等8人搬到景山東街三眼井吉安東夾道七號，8個人擠住在一間小屋里，白天還好，一到晚上，大家擠在一個炕上，擠得幾乎都透不過氣。如果實在熬不住要翻身，必須要先同兩旁的人招呼，否則根本翻不過來。毛澤東帶著抱負和求知欲來到北京，在他的眼中，這點困難又算得了什么呢？他說：“在公園里和故宮廣場上，我卻看到了北方的早春。當北海仍然結著冰的時候，我看到白梅花開。我看到北海的垂柳，枝頭懸掛著晶瑩的冰柱，因而想起唐朝詩人岑參詠雪后披上冬裝的樹木的詩句：‘千樹萬樹梨花開’。北京數(shù)不盡的樹木引起了我的驚嘆和贊美。”
來京的新民學會會員中，毛澤東當屬最窘困者之一。肖子升說：“毛澤東幾乎一無所有，雖然路費（往法國）已減少到一百大洋，但這對他仍是無法解決的大數(shù)目，而且他自己知道，無人能借這筆錢給他�！泵珴蓶|自己也說：“北京的生活費用對我來說太高了。我是借了朋友的錢來到首都的，到了以后，非馬上找工作不行�！庇辛诉@份圖書館助理員的工作，“我每月可以領到一大筆錢———八塊大洋”。這固定的經濟收入，對他來說顯得尤為重要，因為由此奠定了他在北京的生活，故而分外珍惜。
他因工作關系，閱讀各種新出版的書刊，結識名流學者和有志青年。他的頂頭上司李大釗對他的影響最為直接。毛澤東在延安接受斯諾采訪時，已經說的十分明白，他說：“我從前在師范學校的倫理學教師當時是國立北京大學的教授。我請他幫我找工作，他把我介紹給北大圖書館的主任。這個人就是李大釗，他后來成為中國共產黨的一位創(chuàng)始人。”“我在李大釗手下?lián)螄⒈本┐髮W圖書館助理員的時候，曾經迅速地朝著馬克思主義的方向發(fā)展�！�1949年3月，即將成為新中國人民政權領袖的毛澤東回到闊別30年的北平，他感慨道：“30年了，30年前我為尋求救國救民的真理而奔波，吃了不少苦頭，在北平遇到了一個大好人，就是李大釗同志，在他的幫助下我才成為了一個馬列主義者，他是我真正的老師，沒有他的指點和教導，我今天還不知道在哪兒呢�！倍峁┝嗣珴蓶|與李大釗近距離接觸機會的人就是北京大學的校長蔡元培先生。肖子升對這件事的敘述，就更為詳盡。他說，他們原打算讓毛澤東去做教室清潔員，因為那樣可以在工作之余免費旁聽。后來，是蔡元培改變了毛澤東的工作，肖子升說：“蔡校長是位可敬的人，立即了解了我們的困難。他有個更好的主意：與其做個教室清潔員，不如安排毛澤東在圖書館工作。因此他寫了張條子給北大圖書館館長李大釗先生：‘毛澤東為實行勤工儉學計劃想在校內工作，請將他安排在圖書館中，……’蔡校長沒有指出毛澤東是由長沙來的，是‘青年領袖’。李大釗安排毛澤東干打掃圖書館、整理圖書等輕便工作�！�
毛澤東的工作問題落實了，他再也不用為生活發(fā)愁了，專心于工作之外，對學業(yè)和人生的思索仍在追尋之中。他和新民學會在京會員，曾邀請蔡元培、陶孟和、胡適分別在北大文科大樓談話，所談多是學術和人生問題，對他們很有啟迪。
五四前后，西方的各種主義如潮涌來，毛澤東在圖書館工作，當然最先感知，他憑著一顆“國家興亡，匹夫有責”的熾熱的心，苦苦尋覓著救國之路。他說：“當時我的思想還是混亂的，用我們的話說，我正在尋找出路。我讀了一些關于無政府主義的小冊子，很受影響。我常常和來看我的、名叫朱謙之的學生討論無政府主義和它在中國的前景。當時，我贊同無政府主義的很多主張�！�
和邵、梁、周的交往
毛澤東在北大時，和邵飄萍、梁漱溟、周作人都有過一段交往。聽過邵飄萍、梁漱溟的課，交往的時間頗長。因討教新村主義而拜訪過周作人。然而，無論交往的長短，毛澤東都沒有忘記他們。在談起北大往事時，他曾深情地說：邵飄萍“對我?guī)椭艽�。他是新聞學會的講師，是一個自由主義者，一個具有熱烈的理想和優(yōu)良品格的人”。1918年，邵飄萍在北京創(chuàng)辦《京報》和新聞編譯社，并在北大講授新聞學。當時，北大成立了新聞學研究會，毛澤東是會員之一，邵飄萍常到學會講課，傳授辦報的業(yè)務知識。毛澤東除了課堂聽邵先生講課外，還常去邵先生家討教，據(jù)邵飄萍夫人回憶：“那時，毛主席是北大職員，平易近人，到我家里來，很有禮貌，叫飄萍為先生，叫俺邵師娘。”
后來，毛澤東回長沙創(chuàng)辦《湘江評論》，邵飄萍所傳授的知識，給了他不少的幫助。毛澤東也因《湘江評論》而聲名鵲起。毛澤東對邵飄萍的半年授課之恩，一直懷念在心。1926年4月26日，邵飄萍被軍閥張作霖、張學良父子殺害。毛澤東知道后，十分惋惜。1949年4月，毛澤東親自批文追認邵飄萍為革命烈士。他對這段短暫的師生關系，極為珍惜，就是到了晚年，他仍稱：“我是邵飄萍的學生。”
毛澤東雖然沒有上北大，但他是新聞學會和哲學會會員，由此而旁聽了邵飄萍和梁漱溟的課。他和梁漱溟是同齡人，只是在月份上，梁漱溟長3個月。梁漱溟與楊昌濟同在哲學系任教，經常來楊家，多次為梁漱溟開門的都是毛澤東，他們開始有交往而熟悉起來。1938年，梁漱溟為積極奔走全民抗戰(zhàn)，來到延安。他單獨與毛澤東進行八次談話，其中兩次徹夜長談，使梁漱溟對共產黨，對毛澤東本人有了深刻的印象。在后來的國共兩黨斗爭中，梁漱溟領導的中國民主同盟，一直站在中國共產黨的一邊，支持反蔣反國民黨的斗爭。
全國解放后，他們之間的往來仍很密切。問題出在1953年9月的政協(xié)常委和中央人民政府的擴大會上，在有關三面紅旗和農民問題的發(fā)言中，梁漱溟的一句“工人農民生活九天九地之差”，惹惱了毛澤東。兩人在會上斗起了口角，在一片批評譴責聲中，梁漱溟說：“今天我要看一看毛主席有無雅量。”他們之間的關系徹底崩潰。1986年，梁漱溟舊事重提，檢討自己“當時意氣用事，言語失控”，“我的頂撞在先，才有毛主席對我的批判在后”。到了晚年，在接受外國學者采訪時，梁漱溟仍然說：“毛主席這個人呢，我跟他接觸很多，他是雄才大略，那是很了不起�！�
毛澤東來北大之前，作為湖南一師的學生，曾信奉過新村主義。到北大后，他理應去拜訪中國新村主義的最積極的鼓吹者周作人，可卻疏于這方面的記載。他們之間的直接接觸發(fā)生在1920年4月7日，周作人的當天日記：“毛澤東君來訪�！�
后來，毛澤東奔走革命，其聲名已如日中天。周作人有意也罷，無意也罷，這都是一段難忘的記憶�？箲�(zhàn)期間，日軍占領北平，周作人淪為文化漢奸。在此期間，他也不是一件好事沒做，他就曾盡力保護過好友李大釗的兒女們。在護送李大釗的女兒李星華、兒子李炎華離開北平前往延安時，周作人特意告訴李星華：“延安我不認識什么人，只認識一個毛潤之，請你給他帶好�！�
抗戰(zhàn)勝利后，周作人以漢奸罪被捕并服刑。1949年1月，他被保釋出獄后一直住在上海。新中國建立后，他日夜思念回到北京，便給毛澤東、周恩來寫了一封信，信發(fā)出后便惴惴地期待著。他對朋友說：“南北通車了，我已經發(fā)出一書信給毛潤之先生，毛先生在北大當圖書館館員時見過面。有一次，他來八道灣看魯迅，魯迅不在家，同我談了一會。我去信問他能不能讓我回北京，還不知道給不給回音。”
周恩來接信后，立即送給毛澤東，毛澤東看罷說：“文化漢奸嘛，又沒有殺人放火�，F(xiàn)在懂古希臘文的人不多了，養(yǎng)起來，讓他做翻譯工作，以后出版�！辈痪�，周作人得到可以回北京的消息，他高興地告訴友人：“回音果然來了，是毛先生請周恩來寫給我的，允許我回家。”回京后，周作人重新住入八道灣，在周揚、馮雪峰的安排下，人民文學出版社買下他的全部譯稿，每月支付200元，這在當時應是一筆不菲的收入，待書稿全部出版后，稿費再重新結算。周作人自然清楚這一切得益于毛澤東，原想給毛澤東去一信，可“因為知道他事情太忙，不便去驚動”，遲遲的就一直沒有去信。
劉項原來不讀書
毛澤東近距離地接觸陳獨秀，當然是在北大。他說：“我第一次同他見面是在北京。當時我在國立北京大學，他對我的影響也許比其他任何人的影響都大。”又說：“我在李大釗手下?lián)螄⒈本┐髮W圖書館助理員的時候，曾經迅速地朝著馬克思主義的方向發(fā)展。我在這方面發(fā)生興趣，陳獨秀也有幫助�！�
1920年6月，毛澤東第二次來到上海，他特意拜訪陳獨秀，他說：“我第二次到上海去的時候，曾經和陳獨秀討論我讀過的馬克思主義書籍。在我一生中可能是關鍵性的這個時期，陳獨秀表明自己信仰的那些話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盡管他們后來有分歧，但是毛澤東就個人情感上，一直沒有忘記陳獨秀。全面抗戰(zhàn)爆發(fā)后，陳獨秀獲釋出獄，并重提與中共中央合作抗戰(zhàn)的事情。中共中央立即以張聞天、毛澤東的名義作出“我們對托派分子的下列原則”，其精神實質是要陳獨秀等承認托派的錯誤，即可重回抗日民族統(tǒng)一戰(zhàn)線。恰在此時，王明回到延安，極力阻止這一工作的進行。王明直至晚年對此還沾沾自喜地說：“由于我已回到延安，陳獨秀恢復黨籍的計劃才未實現(xiàn)�！�
毛澤東沒有忘記自己的引路人，1942年3月30日，也就是陳獨秀逝世前兩個月，他在中央學習組會議上說：“陳獨秀是五四運動的總司令。”3年后，毛澤東再論陳獨秀，他說：陳獨秀雖然“有些不正確的言論，但是他創(chuàng)造了黨，有功勞。”“關于陳獨秀，將來修黨史的時候，還是要講到他。”在1959年8月的廬山會議上，毛澤東錯誤地批判了彭德懷，就是在這次緊張的會議上，毛澤東再提陳獨秀，他說：“他后來去世，那個責任在我，我沒有把他接來。”顯而易見，毛澤東為此仍在深深自責之中。
毛澤東作為新民學會赴法勤工儉學的組織者之一，自己卻沒有出國，誠如他跟斯諾說：“我覺得我對我自己的國家了解得還不夠，把我的時間花在中國會更有益處�！睋�(jù)毛澤東致周世釗信說，他曾為此討教胡適、黎錦熙：“他們都以為我的意見為然，胡適之并且作過一篇《非留學篇》�！泵珴蓶|虛心好學，奉胡適為“楷�！�，胡適又待人熱情，好為人師，而且他們又年齡相仿，他們之間定有一段亦師亦友的交往。
毛澤東回到長沙創(chuàng)辦了《湘江評論》，這引起了胡適的注意，而毛澤東所寫《民眾的大聯(lián)合》，更讓胡適拍手叫好，他在《每周評論》發(fā)表文章，稱贊《民眾的大聯(lián)合》：“眼光很遠大，議論也很痛快，確是現(xiàn)今的重要文字。”“武人統(tǒng)治之下，能產生出我們這樣的一個好兄弟，真是我們意外的歡喜。”1919年12月，毛澤東第二次來北京，曾和幾個新民學會會員拜訪胡適，并留下一封信�；氐介L沙后，毛澤東還給胡適寄明信片說：“將來湖南有多點借重先生之處�！痹诖酥埃珴蓶|經過上海時，曾給胡適去信一封。1921年9月，毛澤東創(chuàng)辦湖南自修大學。1951年5月17日，胡適在閱讀胡華所著《中國新民主義革命史》中關于湖南自修大學的內容后，于當日日記中寫道：“毛澤東依據(jù)了我在一九二0年的‘一個自修大學’的講演，擬成‘湖南第一自修大學章程’。拿到我家來，要我審定改正。他說，他要回長沙去，用船山學社作為‘自修大學’的地址。過了幾天，他來我家取去章程改稿。不久他就南去了�！�
不過，毛澤東與胡適的這段交往，隨著中國革命形勢的飛速發(fā)展而“道不同，不相為謀”了。
在北大圖書館工作期間，毛澤東總想利用工作關系，多結交幾個大學生，可事與愿違，毛澤東對斯諾說：“由于我的職位低下，人們都不愿同我來往。我的職責中有一項是登記來圖書館讀報的人的姓名，可是他們大多數(shù)都不把我當人看待。在那些來看報的人當中，我認出了一些新文化運動的著名領導者的名字。如傅斯年、羅家倫等，我對他們抱有強烈的興趣。我曾經試圖同他們交談政治和文化問題，可是他們都是些大忙人，沒有時間聽一個圖書館助理員講南方土話。”
這件事當然使毛澤東刻骨銘心，他所說“不把我當人看待”，當有言過其實之處，不過有一點卻是事實，作為全國最高學府———北大的學生，“他們大多數(shù)”也免不了輕視勞動者的毛病，這些“天之驕子”怎能俯身與圖書館助理員，一個月只有8塊大洋的人，“交談政治和文化”呢，況且，所講又是難以聽懂的“南方土話”。這之后，天各一方，急景流年，北大學生們怎么也沒有想到，當年那個講“南方土話”的圖書館助理員，幾十年后，竟會成就一番驚天動地的偉業(yè)。
1945年7月1日，抗戰(zhàn)勝利在即，傅斯年作為6名國民參政員之一乘飛機訪問延安。毛澤東單獨安排時間，與傅斯年徹夜長談。同當年北大相比，時間和場景都有了轉換，可毛澤東依然不失他鄉(xiāng)遇故知的情懷和禮賢學人的雅量。談話中，自然談到北大學生在五四運動中的作用，談到傅斯年等五四運動風云人物。聽到談及自己，傅斯年謙遜地說：“我們不過是陳勝、吳廣，你們才是項羽、劉邦�！钡诙煲簿褪�7月5日，毛澤東給傅斯年寫了封信，上寫道：“遵囑寫了數(shù)字，不像樣子，聊作紀念。今日聞陳勝、吳廣之說，未免過謙，故述唐人詩以廣之。”這便是章碣的《焚書坑》，毛澤東以條幅書寫，以贈傅斯年。詩云：
“竹帛煙銷帝業(yè)虛，關河空鎖祖龍居。
坑灰未燼山東亂，劉項原來不讀書�！�
毛澤東為什么給傅斯年書寫《焚書坑》，時下有著很多解。筆者以為毛澤東之所以書寫這首唐詩，是針對傅斯年所說“我們不過是陳勝、吳廣，你們才是項羽、劉邦”而抒發(fā)，毛澤東以“劉項原來不讀書”回應，其間含有自謙自況之意，即與傅相比，不是讀書太多的知識分子，抑或有別的什么寓意，已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了。
來源：人民網-中國共產黨新聞網
http://dangshi.people.com.cn/n/2013/1122/c85037-23625390.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