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白羽
1942年，毛澤東同志發(fā)表了《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這是一座明亮的燈塔，為中國的社會主義文藝指引了方向。
但是，關于為什么要召開延安文藝座談會，關于毛澤東同志發(fā)表《講話》的背景，現(xiàn)在有一些不同的說法。時間如白駒過隙，延安文藝座談會的參加者據(jù)說只有數(shù)人在世了。歲月把人帶走，但歷史的真相不能湮沒。我曾聆聽毛澤東同志的《講話》，并參與了會議前后的一些活動。那段時間是我的人生、我的文學生涯的轉折點，我和許多同代人一樣，在《講話》的指引下成為自覺的革命者，成為戰(zhàn)士。每思及此，我就感到沉重的責任：應該留下真實、準確的歷史，而不是歪曲的歷史。只有在真實的歷史中，后人才能充分感受《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的真理光輝。 《講話》發(fā)表于抗日戰(zhàn)爭時期，那是偉大的時代，像大海一樣奔騰洶涌，中華民族在決死的戰(zhàn)斗中迎來新生�！凹t星照耀”中國，中國共產黨成為民族解放的旗幟，千千萬萬進步的知識青年、許許多多的文學家和藝術家滿懷理想和激情奔向延安，那真是人如海，歌如潮。
但是，正如毛澤東同志在《矛盾論》中所說：“一切事物中包含的矛盾方面的相互依賴和相互斗爭，決定一切事物的生命，推動一切事物的發(fā)展。沒有什么事物是不包含矛盾的，沒有矛盾就沒有世界�！�1940年以后，抗日戰(zhàn)爭進入十分困難的階段，國際上，希特勒法西斯圍攻斯大林格勒，形勢危急；在國內，國民黨反動派借機對解放區(qū)加強封鎖、加緊進攻。那時延安的生活非常艱苦，身上是破破爛爛的軍衣，天天吃小米土豆，在這種情況下，盡管絕大部分人依然保持高昂的革命斗志，但一些人的小資產階級動搖性也暴露出來，延安出現(xiàn)了一股灰色的潮流。
實際上，在此之前，文藝界的思想斗爭就已見端倪，盡管有的作家以“革命者”自居，但正如毛澤東同志所說從亭子間來到解放區(qū)并不等于與解放區(qū)人民結合。在一次紀念魯迅的大型集會上，就有人口出狂言，竟然說“我的一支筆指揮兩個黨”！當時就引起了激烈批評。到1942年左右，這種思潮如雨霧般彌漫開來。在大砭溝口有一個告示牌，叫“輕騎隊”，上面貼滿了各種各樣奇談怪論的小字報。另外，一個更大的陣地就是《解放日報》文藝副刊，發(fā)表了一些誹謗共產黨，誹謗解放區(qū)的言論。
胡喬木同志在回憶錄中引用一份1943年的文件，概括了延安文藝界暴露出的問題：
在“作家的立場觀點問題”上，有人以為作家可以不要馬列主義的立場、觀點，或者以為有了馬列主義的立場、觀點就會妨礙寫作。在“寫光明寫黑暗問題”上，有人主張對抗戰(zhàn)與革命應“暴露黑暗”，寫光明就是“公式主義（所謂歌功頌德）”，現(xiàn)在“還是雜文時代”。從這些思想出發(fā)，于是在“文化與黨的關系問題，黨員作家與黨的關系問題，作家與實際生活問題，作家與工農結合問題，提高與普及問題，都發(fā)生嚴重的爭論；作家內部的糾紛，作家與其他方面糾紛也是層出不窮”。（《胡喬木回憶毛澤東》，第254頁）
在這種灰色思潮中，不少人寫了不少與黨對立的東西，我自己也不例外，當時我寫了兩篇小說，都發(fā)表在蕭軍主編的刊物上，可惜現(xiàn)在找不到了。那兩篇東西就是宣揚小資產階級情緒，丑化工農干部，膨脹小我，否定現(xiàn)實的。
當時我在“文抗”任支部書記。延安有兩個文藝單位，一是“魯藝”（魯迅藝術學院），周揚是院長；另一個就是“文抗”（中國文藝界抗敵協(xié)會延安分會），原由中央文委書記艾思奇任主任，丁玲是副主任，后來艾思奇調到《解放日報》，胡喬木接任文委書記，領導“文抗”。這兩個單位聚集了大批作家、藝術家、文藝青年，兩個相距甚遠，但串聯(lián)頻繁，來來往往，陰風冷雨，愈演愈烈。有一天我向胡喬木匯報時提出，兩處黨組織應當有聯(lián)系，制止這種不正常的狀況。胡喬木說，你應到“魯藝”和周揚談談這個問題。
“魯藝”在橋兒溝教堂，從“文抗”去，要順著延河經過楊家?guī)X、清涼山，然后向東拐，穿過廣闊的機場。我爬坡翻山到了“魯藝”，可能胡喬木已經打過電話，周揚似乎在等著我。那天我們兩人坦誠相見，開懷暢談，最后商定兩處黨組織遇事要相互通氣、相互合作。這次談話非常重要，“魯藝”和“文抗”兩家同志的關系由此變得緊密、團結。
后來有一天，我和丁玲同行，走過中央所在地的楊家?guī)X溝口時，丁玲指了指山頂說，今天晚上這里有個激烈場合。我一聽就明白，她指的是她那篇《三八節(jié)有感》將會遭到批評，我勸她冷靜對待。
果然，在討論《解放日報》改版問題的會議上，軍隊方面的領導人對延安文藝界的種種怪現(xiàn)象十分氣憤，進行了急風暴雨般的猛烈抨擊。賀龍批評丁玲說：怎么我們在前方打仗，你們在后方卻罵我們的總司令！據(jù)我所知，毛澤東同志還曾勸說軍隊方面：對文藝工作者不能只是批評，還要接近他們，影響他們，改變他們。此后賀龍和王震都到“文抗”來看望過大家，他們謙遜和藹，和大家相處甚歡。
——這些都是延安文藝座談會召開前的情況。關于這次會議，前幾年有一種說法：是由某一個人建議，毛主席才決定開會的。這完全是違背事實，嚴重歪曲了延安文藝座談會的背景和意義。這是一個嚴肅的歷史問題，作為至今仍在的當事人，我不能不出來作證。
記得在那次有軍隊領導人參加的會議之后不久，毛澤東同志開始找文藝界的同志談話。有一天，主席派人約我去他那里，毛主席的家我此前去過幾次，這位偉人身材高大，氣宇軒昂，但握著他的手，你又會感到溫暖，如沐春風。以往見面，他總是揮灑談笑，說些題外話，像是序語，而這一次有所不同，氣氛嚴肅。他引我坐到書桌旁的木椅上，他自己坐在書桌正面，我們離得很近，主席開門見山就說：“邊區(qū)的經濟問題我們整頓得差不多了，現(xiàn)在可以騰出手來解決文藝問題了�！薄@兩句話非常重要，這說明召開延安文藝座談會絕不是某個人的偶然提議，而是黨中央深思熟慮的戰(zhàn)略決策，針對的是當時文藝界存在的嚴重問題，沒有問題又何談“整頓”呢？接著，毛主席就許多文藝問題和現(xiàn)象談了看法，他對有關情況了如指掌，所談的大致上就是《講話》中引言部分闡述的那些問題。我只是埋頭記錄，他的話很沉穩(wěn)，有節(jié)奏，不緊不慢，很容易記。顯然他是有意讓我記得詳細一些，因為最后他說：你那里作家不少，你把他們集合起來，把我的話念給他們聽聽，然后讓他們發(fā)表意見。會有正面意見，但我更需要的是反面意見，劉白羽同志，我不是老說兼聽則明嗎？這時，他一下子輕松起來，他的笑容有點俏皮，又有幾分得意……回來以后，我按照主席的意見，在“文抗”召開了兩次會議，傳達了這次談話。過了一陣子，毛主席把我找去匯報“文抗”開會的情況。這一次是我說他聽，他有時也用鉛筆記幾筆，有時聽不過去就反駁幾句，后來在《講話》中提到的：“不是立場問題；立場是對的，意思是懂得的，只是表現(xiàn)不好，結果反而起了壞作用�！边@一段話就是從我們那兒生發(fā)出來的。
延安文藝座談會終于召開了。那天是1942年5月2日，在楊家?guī)X中央辦公廳樓下的大會議室里，人群濟濟，坐得滿滿當當。毛主席坐在正面的桌后木椅上，我和丁玲坐在離毛主席較遠的墻角。中央對這次會議非常重視，會前，中央組織部長陳云專門把我和丁玲找去，諄諄開導，要我們在會上站穩(wěn)立場。
第一個發(fā)言的是蕭軍，他的大意是作家是“獨立的”、“自由的”，說魯迅在廣州就不受哪一個黨、哪一個組織指揮。他的意思很明白，就是作家不需要黨的領導。他話音未落，我就聽到與我遙遙相對的墻下有人大吼一聲：“我要發(fā)言！”只見站起來的是胡喬木。他對蕭軍的意見作了尖銳的反駁，蕭軍就坐在他旁邊，兩個人你一言我一語，爭論得非常激烈。 據(jù)胡喬木同志回憶，毛主席對他的發(fā)言非常高興，開完會后讓喬木去他那里吃飯，“說是祝賀開展了斗爭”。（《胡喬木回憶毛澤東》，第54頁）
5月16日，又舉行了第二次會議。在這兩次會議中，發(fā)言滔滔不斷，氣氛十分熱烈。但也出了一些奇談怪論，比如有人大講文學基本知識，用文學教程規(guī)劃黨的政策。同時，一些從戰(zhàn)場回來的作家就所見不同，他們呼吁作家到前線去，經受戰(zhàn)火的鍛煉。朱德同志就坐在離我不遠的墻下。朱德同志發(fā)言時，以親身經歷為例，說明一個舊軍閥，找到了黨的領導，才走上革命道路，成為紅軍的總司令，駁斥了會議上反對黨的領導的謬論。
第三次會議是5月23日下午舉行的，正是在這次會議上，毛澤東同志做了“結論”，這就是《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會場移到了中辦樓外的空場，我們剛剛落座，就見一輛大卡車開了進來，裝了一車水靈靈、紅艷艷的西紅柿。大家歡天喜地，一擁而上，一人拿了一個西紅柿大吃起來，鮮紅清涼的漬液順著嘴角流淌，那種歡樂多少年后還是記憶猶新，那是青春的歡樂，是革命的歡樂。
毛主席慢步走來，坐到正中間，攝影師拍下了那張至今很多人熟悉的照片。
毛主席的講話慢條斯理，氣勢磅礴，每到著重之處，就把手向前揮出，真有不可抗拒的力量。那時已是晚上，西北高原上星光燦爛，會場上點著明亮的汽燈，主席高亢的聲音在一派寂靜中回響。我的心就如同這高原曠野，只覺得馬克思主義的真理、毛澤東思想的真理正在一往無前地激蕩，我甚至感到整個世界的重量此時都凝聚在中國的西北高原和一片黃土地之上，凝聚在這會場里每個人的心上。從此以后，中國的文學、藝術，中國的文藝工作者發(fā)生了脫胎換骨的巨大變化。
我真誠地擁護毛主席的《講話》，但是，當時的我還遠未理解《講話》的真諦。
現(xiàn)在，作為一個老人回首往昔，我意識到，不經過大整風的烈火煅燒，我是不會廢棄舊路，走上新路的。
延安文藝座談會在文藝界拉開了大整風的序幕。會后，所有的人陸續(xù)集中學習。我記得“文抗”第一個走的是丁玲。我知道我們都要散了，就主動提出：我到黨校三部去吧！當時我被分到第四支部。
整風文件中包括《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我反復讀了幾十遍，才認識到這篇《講話》不僅是馬克思主義的文藝哲學，首先是馬克思主義的人生哲學，這開始引起我的反思。當時黨校領導強調理論聯(lián)系實際，可是我這樣一個人有什么“實際”可以聯(lián)系？領導說，你的“實際”就是你自己。我這才恍然大悟，原來方法就是對照《講話》的每一原則，針對自己寫出批判自傳。我便寫了一篇交到張如心那里，不料得到的結果卻是全面否定，他一臉傲氣地批評我：你還得意洋洋呢！你的靈魂滿是污垢！我喪氣而歸，又學習文件，再深深地挖掘自己、否定自己。我覺得已經挖得很深了，哪知第二稿又被張如心扔了回來。我非常痛苦，非常傷心，那段時間只有在下午侍弄西紅柿時才是輕松的，我這才理解為什么說勞動是美好的、幸福的，但到了晚上又得埋頭學習文件。
一遍又一遍，我寫了八遍，被否定了八遍。最后我甚至連幼小時，家中的丫鬟洗衣服，我揪她的小辮子這樣的剝削階級丑惡行徑都挖掘出來了�？傊沂且粋�剝削階級分子，我必須原形畢露，徹底地重新認識自己，特別是在文藝座談會之前的那股灰色潮流中，我寫的那兩篇貶低勞動人民的小說，更要進行照徹骨髓的自我批判�，F(xiàn)在想來，一個人觸及靈魂地改造思想真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
我終于寫出了第九稿，我看了又看，戰(zhàn)戰(zhàn)兢兢，不敢送給張如心，真矛盾呀！那時已是夜深人靜，我硬是鼓起勇氣，揣了稿子，深一腳淺一腳地走去。張如心住在高山之上，拐過一處陡峭尖峰時，我突然灰心了，踟躇不前，向下看著那深深的河水，我想，不如跳下去算了。真可怕呀！但是，一抬頭，我突然看見遠處的亮光，那是張如心窗口的燈光，我的整個心神一下子清醒過來，義無反顧地走過去，斬釘截鐵地推門而進。
張如心拿著我那厚厚的一摞稿子一張一張地掀開看著。終于看完了最后一頁，他抬起頭，滿臉笑容，緊緊握住我的手，對我說：“祝賀你，劉白羽同志，你造就了新生！”我胸口一熱，眼淚幾乎奪眶而出，心里只是念著一句話：我總算通過了！我總算通過了！
這是我一生一個決定性的時刻。
下一步應該怎么辦呢？我記得有一次在毛主席那里，我問他：“人犯了錯誤怎么辦？”他說：“在哪里犯了就在哪里收回來。”我又問：“要是發(fā)表在報刊上怎么辦？”“那錯誤影響更大了，就應該寫一篇文章收回來。”毛澤東同志的話如同陽光，為我照亮了方向，我寫了一篇學習《講話》的筆記，公開地、正式地進行了自我批判，而且在《解放日報》上發(fā)表了。對自己的錯誤必須毫不隱瞞，光明正大，這從此成為我的為人之本、為人之道。
整風使我得到兩個終生不移的思想方向，一個是理論聯(lián)系實際，改造思想，承擔錯誤；另一個就是深入生活實踐、深入火熱的革命第一線，這成為我的信念、我的企盼，激勵著我做出了人生道路上的又一次關鍵抉擇。
那是1946年，我和汪琦正在上海，周恩來同志突然電召我們兩人去南京。到了梅園新村，恩來同志正在會客，我們就在廖承志屋里等候。過了一會兒，有人來叫我們，我們和另外兩人一起走進恩來同志的辦公室。恩來同志顯然很忙，正用毛筆在批示文件，見我們進來，就推開文件，開門見山地說：內戰(zhàn)爆發(fā)了，敵人已經占領張家口，中央決定撤退。然后，他轉臉看著我：白羽，你有兩個去處，一個是到香港，一個是回解放區(qū)。我毫不猶豫地回答：我回解放區(qū)參加戰(zhàn)爭。我看還是武力解決問題，打日本打了八年，現(xiàn)在世界霸主支持蔣介石，我準備打上兩個八年。但恩來同志還是細心周到地問汪琦：你同意嗎？汪琦在這個關頭支持了我，她說：回解放區(qū)！恩來同志很高興，他說：正好中央來了電報，要在每個大區(qū)派一個軍事記者，由新華社總社直接領導，這樣黨中央在宣傳上便于指揮全局。白羽已經訪問過東北，你就到東北去吧！
現(xiàn)在想來，當初如果到了香港，我的人生道路將會全然不同。正是《講話》像指南針一樣指引我做出了這個決定終身命運的抉擇。
在東北，我真正地走到了工農兵中間去。每次戰(zhàn)斗后，我都和戰(zhàn)士們談天說笑，特別是和他們一起進行訴苦運動，他們說到流淚處，我也流淚了，我感到我和他們血脈相通，心心相印。
《講話》的根本精神就是走向人民，走向生活，走向壯闊的時代，走向人民為創(chuàng)造美好未來所進行的偉大實踐，這將永遠不會過時，我相信，這亙古不滅的真理將感召和指引一代又一代的文學家和藝術家。
《解放軍報》2002年5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