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從一九四二年春天開始，毛澤東在領導抗日根據(jù)地軍民開展大生產運動的同時，在全黨范圍內發(fā)動了一場長達三年的整風運動。 整風學習在黨的各級干部和黨員中普遍進行，是從一九四二年二月毛澤東在中央黨校開學典禮上作《反對黨八股》的報告后開始的。在報告中，毛澤東全面論述了整風的任務、內容、辦法和意義。 他明確地指出："反對主觀主義以整頓學風，反對宗派主義以整頓黨風，反對黨八股以整頓文風，這就是我們的任務。"他說：黨內的主觀主義有兩種，一種是教條主義，一種是經(jīng)驗主義，都是理論與實際相脫離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和中國革命實際，怎樣互相聯(lián)系呢？拿一句通俗的話來講，就是'有的放夭'。"毛澤東要求正確處理黨內的各種相互關系，以達到隊伍整齊、步調一致的目的；同時也要消滅黨外關系上的宗派主義，"其理由就是：單是團結全黨同志還不能戰(zhàn)勝敵人，必須團結全國人民才能戰(zhàn)勝敵人"。他著重地說："對于一切愿意同我們合作以及可能同我們合作的人，我們只有與他們合作的義務，絕無排斥他們的權利。"關于黨八股，毛澤東認為它是主觀主義和宗派主義的宣傳工具或表現(xiàn)形式。如果不把黨八股除去，那末，生動活潑的革命精神就不能啟發(fā)，拿不正確態(tài)度對待馬克思主義的惡習就不能肅清……"這些東西在我們黨內，是小資產階級思想的反映。" 關于整風的意義，毛澤東強調："只要我們黨的作風完全正派了，全國人民就會跟我們學。黨外有這種不良風氣的人，只要他們是善良的，就會跟我們學，改正他們的錯誤，這樣就會影響全民族。只要我們共產黨的隊全是整齊的，步調是一致的，兵是精兵，武器是好武器，那末，任何強大的敵人都是能被我們打倒的。" 關于整風的方針和方法，毛澤東提出八個大字"懲前毖后，治病救人"作為整風的宗旨。具體講就是："對以前的錯誤一定要揭發(fā)，不講情面，要以科學的態(tài)度來分析批判過去的壞東西，以便使后來的工作慎重些，做得好些。""但是我們揭發(fā)錯誤、批判缺點的目的，好像醫(yī)生治病一樣，完全是為了救人，而不是為了把人整死"。"懲前毖后，治病救人"這八個字成為黨內對待犯錯誤的同志采取的正確方針。它的方法是開展批評和自我批評，作耐心細致的思想工作。毛澤東說："這個工作決不是痛快一時，亂打一頓，所能奏效的。對待思想上的毛病和政治上的毛病，決不能采用魯莽的態(tài)度"。他強調要好好說理，說這個工作"做起來必須得當，就是說，要好好地說理。如果說理說得好，說得恰當，那是會有效力的"。 黨內的普遍整風從延安開始，有一萬多名干部參加。 當時，毛澤東的兩篇報告發(fā)表后，在延安"好像巨石擊水，引起強烈反響"，許多人開始從新的角度，新的高度來審視問題。但是，也有一些人，主要是抗戰(zhàn)爆發(fā)后來到延安的知識分子和新黨員還沒有能理解毛澤東發(fā)動這場運動的深刻意圖和真正意義。"不少人受到自己經(jīng)驗的局限，誤以為整風就是整領導。整什么領導呢？就是整那些直接面對他們的領導。那些高層領導中有什么東西要整，他們當時是看不清楚的。"這樣，就把人們的注意力從當時最迫切需要解決的反對主觀主義和宗派主義這個根本問題轉達移到一大堆枝枝節(jié)節(jié)的具體問題上去。這種傾向不扭轉，就會改變整風運動的方向。那個時候，許多單位辦起墻報。在墻報上一些人以譏諷謾罵的方式批評延安存在某些具體現(xiàn)象，吸引了許多讀者。一天晚上，毛澤東到中央研究院用馬燈和火把照明看墻報，認為這樣發(fā)展下去，整風學習是不能達到預定目的的。他說："思想斗爭有了目標了。" 五月二十八日，毛澤東在中央學習組上談到：整頓三風"就是一個無產階級的思想同小資產階級思想的斗爭"。他說：這樣大批的新黨員沒有這次思想的改造，將來黨是搞不好的。毛澤東提出，全黨干部和黨員普遍整風的內容，一是學習中央規(guī)定的二十二個文件，一是結合學習檢查自己的非無產階級思想。在他的推動下，普遍整風在延安很快開展起來。 在整風過程中，延安文藝界中暴露出來的問題很多，很突出。這些文藝界人士大多是在抗戰(zhàn)爆發(fā)后從上海等大城市來到延安的，他們滿懷救國熱情，但對與工農兵結合的思想準備卻很不足。正如周揚所回憶那樣："他們沒感覺到是進入了一個新時代，沒感覺到有一個要熟悉面前這些新對象的問題。他們還是上海時代的思想，覺得工農兵頭腦簡單，所以老是想著要發(fā)表東西，要在重慶在全國發(fā)表，要和文藝界來往，還是要過那種生活。身在延安，心在上海，心在大城市，這怎么成呢？你以為這個問題簡單嗎？可不簡單啊。結合，你怎么結合的了啊，這些人都三四十歲了，有自己的一套，而且有些作家的架子還蠻大的。"在文藝界內部，相互之間也存在一些長期積累下來的爭論、分歧、對立和不團結的現(xiàn)象，包括還存在宗派主義的問題。因此，在普遍整風的初期，毛澤東特別重視解決文藝界的問題。 為了深入了解實際情況，毛澤東接觸了許多文藝界的朋友。他花很多時間同蕭軍、歐陽山、草明、艾青、舒群、劉白羽、何其芳、丁玲、羅烽等交換意見，并請他們幫助收集文藝界提出的各種意見。毛澤東深入細致的作風和真誠坦率的態(tài)度，得到了許多文藝界人士的尊重與信賴。當時，性情孤傲的蕭軍因為工作中的予盾想離開延安。臨行前，他到毛澤東那里辭行，毛澤東問他究竟是什么原因要離開？蕭軍回憶說："我看他那么誠懇，那么熱情，就把我遇到的一些不愉快的事毫無保留地同他談了。他聽了一方面安慰我，承認延安是有某些缺點的，另方面也希望我及時反映，幫助改正。"毛澤東還寫信給蕭軍，坦率地說："延安有無數(shù)的壞現(xiàn)象，你對我說的，都值提注意，都應改正"，又關切地提醒他："同時注意自己方面的某些毛病，不要絕對地看問題，要有耐心，要注意調理人我關系，要故意地強制地省察自己的弱點，方有出路，方能'安心立命'。否則天天不安心，痛苦甚大。"女作家丁玲發(fā)表《三八節(jié)有感》后，毛澤東誠懇地對她說："內部批評，一定要估計人家的長處，肯定優(yōu)點，再談缺點，人家就比較容易接受了。"丁玲深受啟發(fā)，她后來說："這話給我印象很深，我一直記在心上。" 經(jīng)過幾個月的調查研究，毛澤東弄清了情況，決定召開一次文藝座談會來解決存在的種種問題。 一九四二年五月二日至二十三月，延安文藝座談會在中央大禮堂召開。參加會議的有在延安的文藝工作者、中央及各部門負責人共一百人。這次會議，對后來黨的文藝政策的制定和文藝工作的健康發(fā)展產生了非常深遠的影響。在五月二日第一次會議上，毛澤東首先發(fā)表講話，被稱為座談會的"引言"。他開宗明義地說：這次會議的"目的是要和大家交換意見，研究文藝工作和一般革命工作的關系，求得革命文藝的正確發(fā)展，求得革命文藝對其他革命工作的更好的協(xié)助，借以打倒我們民族的敵人，完成民族解放的任務"。他強調：為中國人民解放的斗爭中，可以說有文武兩個戰(zhàn)線。我們首先要依靠拿槍的軍隊，還要有文化的軍隊，這是團結自己、戰(zhàn)勝敵人必不可少的一支軍隊。他說：為了實現(xiàn)文藝幫助人民同心同德地和敵人作斗爭這個目的，有些什么問題應該解決呢？那就是文藝工作者的立場、態(tài)度問題、工作對象問題、工作問題和學習問題。 他說：文藝工作者應站在無產階級的和人民大眾的立場。對于共產黨員來說，也就是要站在黨的立場上。文藝作品在根據(jù)地的接受者，是工農兵以及革命的干部。這就發(fā)生一個了解他們、熟悉他們的問題。"許多同志愛說'大眾化'，但是什么叫大眾化呢？就是我們的文藝工作者的思想感情和工農兵大眾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毛澤東以自己作例子，詳細講述了像他這樣一個學生出身的人參加革命后在思想感情上逐步發(fā)生變化的經(jīng)驗。然后說："我們知識分子出身的文藝工作者，要使自己的作品為群眾所歡迎，就得把自己的思想感情來一個變化，來一番改造。沒有這個變化，沒有這個改造，什么事情都是做不好的，都是格格不入的。"他強調文藝工作者要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和學習社會，只有這樣才能使我們的文藝有豐富的內容和正確的方向。毛澤東最后表示，今天我就只提出這幾個總是，當作引子，希望大家發(fā)表意見。 澤東這個"引言"給人一種全新的感受，并且覺得十分親切和容易接受。何其芳后來說："我那時當然不能說已經(jīng)理解《引言》提出的那些深刻意義。但聽了以后，也感到那是一些很新鮮、很重要、平時自己沒有想到，一聽就終身難忘的問題。" 座談會在二十多天里開了三次大會，討論得十分熱烈。在充滿民主的氣氛中，有幾十位黨內外的文藝工作者講了話。每次開會，毛澤東都坐在主席臺的桌子旁，一面仔細聽大家發(fā)言，一面認真做筆記。參加這次會議的歐陽山說："大家都各抒已見，暢所欲言，不管對的、錯的都可以無拘無束地講出來。講完之后，也沒有向任何人追究責任，真正做到文藝方面的事情由文藝界來討論解決，不帶一點強迫的性質，發(fā)揚了藝術民主，使大家非常心情舒暢。" 在二十三日的閉幕會上，毛澤東做結論。面對著文藝界存在的錯綜復雜的種種問題，他不是就事論事地糾纏在這些具體問題上，而是高屋建瓴地從問題的根本下手。他一開始就說："什么是我們的問題的中心呢？我認為，我們的問題基本上是一個為群眾的問題和一個如何為群眾的問題。""我的結論，就以這兩個問題為中心，同時也講到一些與此有關的其他問題。"這就從千頭萬緒中一下子抓住了要領。蕭軍評論道："毛澤東看問題深刻，文藝界那么多問題，他一抓就抓住了。" 在如何為工農兵服務的問題上，毛澤東著重談了普及和提高的關系，他認為：我們提高，是在普及基礎上的提高；我們的普及，是在提高指導下的普及。在目前條件下，普及工作的任務更為迫切。"所謂普及，也就是向工農兵普及，所謂提高，也就是從工農兵提高。"這就需要解決向工農兵學習的問題，和新的時代相結合的問題，毛澤東深刻地指出："魯迅的兩句詩，'橫眉冷對千夫指，俯首甘為孺子牛'，應該成為我們的座名銘。"他號召："一切共產黨員，一切革命家，一切革命的文藝工作者，都應該學魯迅的榜樣，做無產階級和人民大眾的'牛'，鞠躬盡瘁，死而后已。"關于文藝批評，毛澤東說：我們要求的是"政治和藝術的統(tǒng)一，內容和統(tǒng)一，革命的政治內容和盡可能完美的藝術形式的統(tǒng)一"。毛澤東對討論中暴露出的許多思想問題，就其中比較重要的進行了分析。他最后說，延安文藝還嚴重地存在著作風不正的東西，還有很多的唯心論、教條主義、空想、空談、輕視實踐、脫離群眾等缺點，"需要有一個切實的嚴肅的整風運動"，"展開一個無產階級對非無產階級的思想斗爭"。他認為經(jīng)過整風，大家"一定能夠創(chuàng)造出許多為人民大眾所熱烈歡迎的優(yōu)秀的作品，一定能夠把革命根據(jù)地的文藝運動和全中國的文藝運動推進到一個光輝的新階段"。 為了更好地幫助廣大文藝工作者真正能轉變立場，毛澤東強調對黨內干部要進行關于知識分子政策的教育。他說："我們的政策是要小心地好好引導他們自覺地而不是勉強地和工農打成一片。少數(shù)人不能打成一片，要容忍他，這是思想問題，不能勉強，不能用粗暴的態(tài)度。"他還說：要使在軍事、政府、黨務、經(jīng)濟、教育等各方面工作的同志，"對文化人、對知識分子采取歡迎的態(tài)度，要懂得他們的重要性，沒有這一部分人就不能成事"。 毛澤東在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使許多人感到思想上豁然開朗，在眼前展現(xiàn)出一個新的天地。會后，延安廣大文藝工作者一掃過去那種脫離實際、脫離群眾的不良風氣，深入群眾、深入甚層、深入敵后抗日根據(jù)地，在斗爭實踐中創(chuàng)造出一大批深受工農兵歡迎的文藝作品，比如，戲劇方面有魯藝的新歌劇《白毛女》、五大化和李波合演的《兄妹開荒》、馬可的《夫妻識字》，中央黨校京劇隊的《逼上梁山》，延安平劇院的《三打祝家莊》；小說、詩歌方面有趙樹理的《小二黑結婚》、《李有才板話》，李季的《王貴和李香香》等。在那樣短的時間內就能涌現(xiàn)出這樣一大批優(yōu)秀作品，是很不容易的。 盡管整風中也出現(xiàn)一些問題，但總的說來，經(jīng)過短短幾個月的時間，黨內思想面貌發(fā)生很大變化。一九四二年六月十三日，毛澤東致周恩來的電報中講到："二十二個文件的學習在延安大見功效，大批青年干部（老干部亦然）及文化人如無此種學習，極龐雜的思想不能統(tǒng)一。" 為了把整風學習進一步引向深入，中共中央成立總學委，以毛澤東負總責，具體工作由康生管。六月八日，中宣部發(fā)出《關于在全黨進行整頓三風學習運動的指示》。此后，以反對主觀主義、宗派主義和黨八股為主要內容的整風運動從延安推向各地，在全黨范圍內陸續(xù)普遍開展起來。 一九四二年十月至一九四三年一月召開的中共中央西北局高干會是在毛澤東直接指導下進行的。在這次會上，毛澤東用兩天時間，結合中國共產黨的情況逐條講解斯大林的《論布爾什維克化十二條》。毛澤東的講話對邊區(qū)黨清算歷史上的路線是非，糾正一些干部鬧獨立性的傾向，增強黨的團結有重要意義。在閉幕會上，毛澤東總結道："我們雖然是從歷史中走過來的，但要從觀念形態(tài)上恰當?shù)姆从硽v史是不容易的。 接著，中共中央為了加強黨的一元化領導，對組織機構進行了調整。 一九四三年三月二十日，中央政治局通過《中共中央關于中央機構精減的決定》。決定規(guī)定：在兩次中央全會之間，中央政治局擔負領導整個黨的工作的責任，有權決定一切重大問題。政治局推定毛澤東為主席，凡重大的思想、政治、軍事、政策和組織問題必須在政治局會議上討論通過。書記處是根據(jù)政治局所決定的方針處理日常工作的辦事機關，它在組織上服從政治局，但在政治局方針下有權處理和決定一切日常性質的問題。書記處由毛澤東、劉少奇、任弼時組成，毛澤東為主席。書記處會議所討論的問題，主席有最后決定權。這里需要注意的是：毛澤東作為主席而具有"最后決定權"的是"書記處會議所決定問題"，而書記處是根據(jù)政治局所決定的方針處理日常工作辦事機關，一切重大問題必須由政治局會議所討論的問題"，一切須由政治局會議討論通過。 在中央政治局及書記處之下，設立宣傳委員會和組織委員會，這兩個委員會是政治局和書記處的助理機關，毛澤東任宣傳委員會書記，劉少奇任組織委員會書記。為了統(tǒng)一各地區(qū)的領導工作，在延安的中央政治局委員進行了分工：華北黨政軍民工作統(tǒng)歸王稼祥負責；華中黨政軍民工作統(tǒng)歸劉少奇負責；陜甘寧、晉西北黨政軍民工作統(tǒng)歸任弼時負責；大后方工作統(tǒng)歸陳云負責；敵占區(qū)工作統(tǒng)歸楊尚昆負責。中央黨校校長由毛澤東兼任。四月五日，中央書記處會議又決定，為指導工作便利，駐重慶辦事處工作由毛澤東直接管理；駐西安辦事處工作由任弼時管理。審一次重要的人事調整，經(jīng)過一年多的整風學習，毛澤東的領導地位不僅在思想上而且在組織上也進一步得到鞏固。 各地整風運動的發(fā)展是不平衡的。中共中央認為在高級干部整風學習的同時，普遍整風要繼續(xù)開展下去。一九四三年四月十三日，中共中央發(fā)布《關于繼續(xù)開展整風運動的決定》，明確規(guī)定繼續(xù)開展普遍的整風運動的任務主要是兩項：一是糾正干部中的非無產階級思想，二是肅清黨內暗藏的反革命分子。 為了實現(xiàn)前一項任務，毛澤東強調："自由主義是目前黨內斗爭中的主要不良傾向，在整風中必須克服此種傾向，才能達到徹底整風之目的"。因為："整風是一個偉大的黨的思想斗爭，實行此種斗爭的武器就是自我批評。有自由主義偏向的人則不愿拿起這個武器，尤其是許多中級與高級干部害怕自我批評，這種現(xiàn)象必須在此次整風中著重地糾正過來。"為了搞好整風運動，毛澤東提出注意領導方法的極端重要性。他指出，一九四二年的整風，凡是取得成績的，都是采用了一般號召和個別指導相結合、領導骨干和廣大群眾相結合的方法。"從群眾中集中起來又到群眾中堅持下去，以形成正確的領導意見，這是基本的領導方法。""我黨一切領導同志必須隨時拿馬克思主義的科學的領導方法去同主觀主義的和官僚主義的領導方法相對立，而以前者去克服后者。" 后一項任務，也就是審查干部的工作，是在王實味問題等發(fā)生后提出來的。毛澤東認為："整風是思想上的清黨，審干是組織上的清黨。"中共中央決定由中央總學委負責領導這項工作，日常事務由康生主持。為了加強對審干工作的領導，中央還成立了反內奸斗爭委員會，由劉少奇任主任，康生、彭真、高崗為副主任。 這年年底，延安審查干部的工作轉入甄別階段。一九四四年一月，毛澤東在書記處會議上總結時，指出一種已經(jīng)出現(xiàn)的嚴重傾向：過去延安重視知識分子，不重視工農分子；"搶救運動"以來，又走到完全不相信知識分子�，F(xiàn)在應估計大多數(shù)知識分子是好的。他要求對搞錯的同志"均應平反，取消特務帽子，而按其情況作出適當結論"。"在反特務斗爭中要注意保護知識分子"。 為了防止延安審干工作中的錯誤在其他地區(qū)再發(fā)生，毛澤東還要求各地做到：靈活地運幫坦白運動，不要機械地搬用延安各機關的經(jīng)驗；要正確地估計敵人的力量，不要把一切從敵占區(qū)及國統(tǒng)區(qū)來的學生、知識分子、軍人、文化人、技術工作人員等都看成是特務分子，不可將一切敵后或大后方的黨組織或"左"傾革命團體，都看成是特務組織；要教育干部注視重調查研究，不要輕信口供，要在干部和群眾中深刻地廣泛地進行反對逼供信的教育，要懂得逼供信的絕大害處；堅持一個不殺、大部不捉的原則。這些意見對各地審干運動健康發(fā)展有重要指導意義。 對延安審干工作中出現(xiàn)的偏差，毛澤東主動承擔了責任，并不教訓。他多次向受到錯誤傷害的同志"脫帽鞠躬"，"賠禮道歉"。一九四四年五月，他在中央黨校講話時說：整風中的一些問題，是則是，非則非，搞錯了的，摘下帽子，賠個不是。說到這里，他向大家行禮賠不是。同年十月，他再次在中央黨校講話，說：去年"搶救運動"，搞了十幾天，我們馬上就使它停止了。"搶救運動"的基本錯誤是缺乏調查研究和缺乏分別對待這兩點。一九四五年二月，他又一次在中央黨校講話，說：在審干中，"整個延安犯了許多錯誤，誰負責？我負責，因為發(fā)號施令是我。別的地方搞錯了誰負責？也是我，發(fā)號施令的也是我。""我是黨校的校長，黨校也搞錯了，如果在座有這樣的同志，我賠一個不是，因為搞錯了。"毛澤東的自我批評，化解了許多人心中的怨憤，重新實現(xiàn)了同志之間的團結。 整風運動的一個重要內容是反對主觀主義，但在審查干部工作中卻出現(xiàn)了由于主觀主義而造成的大量冤假案，這是不應該發(fā)生的錯誤。但由于中共中央和毛澤東發(fā)現(xiàn)并糾正了這個錯誤，它在延安整風中只是一個支流。 八月三十日，毛澤東在政治局會議上結合蔣介石發(fā)動第三次反共高潮的事實指出：國民黨的政策是兩面政策，抗日和反共，我們對國民黨的斗爭是以斗爭求團結。中央的路線是正確的，王明只要團結不要斗爭的路線是錯誤的。針對王明在一九四一年九月會議以來一直堅持錯誤，到處宣傳中央的路線是錯誤的，所以毛澤東提議，繼續(xù)召開政治局會議，討論抗日時期黨的路線路問題。 一九四中年九月七日至十月六日，毛澤東主持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這次會議是一九四一年九月會議的繼續(xù)發(fā)和發(fā)展。 經(jīng)過九月以來的緊張學習和對錯誤路線的深入批判，高級干部中對黨的歷史上的路線是非已能看清。但是，又出一些新的偏向。有些過去受過錯誤打擊的干部對那些犯了"左"傾錯誤的干部也進行過火斗爭，使有些人在毫無思想準備的情況下被揪上臺去交待問題，有的甚至被轟出會場，一度造成十分緊張的氣氛。對黨史中的一些重要問題還存大嚴重爭議，主要是：王明、博古等屬于黨內問題還是黨外問題？臨時中央和五中全會是合法的還是非法的？怎樣處理思想要弄清和結論的關系？對六大如何估價？黨內的宗派是否還存在？對這些問題，毛澤東非常重視。歷史經(jīng)驗告訴他，如果這些問題處理不好，還會重復過去犯過的錯誤，黨內也不可能實現(xiàn)真正的團結與統(tǒng)一。 一九四四年二月二十四日，中央書記處會議就上述有爭議的問題進行討論。取得了一致意見，明確地指出：一、黨內黨外問題在去年黨的路線學習中，有部分同志懷疑王明、博古同志是黨外問題。二、合法與非法問題。過去有的同志認為臨時中央和五中全會是非法的�，F(xiàn)在查到臨時中央有共產國際來電批準過，五中全會也經(jīng)過國際批準，所以是合法的，但選舉手續(xù)不完全備。四中全會是合法的，但政治路線的內容是不好的。三、思想弄清與結論寬大問題。自整風以來，我們的方針就是"治病救人"。我們要強調產生錯誤的社會實踐原因，不要強調個人責任。因此，組織結論可作寬大些。現(xiàn)在要宣傳解釋這個方針，使同志們了解實行這個方針的必要。思想要弄清，結論要寬大，對黨才有利。對抗戰(zhàn)時期的問題也許不在七大上作結論，七大只做四中全會至遵義會議這一段歷史的結論。四、不要反對一切。對四中會會至遵義會議的這一段歷史，也不要否定一切。當時我和博古一起工作，有共同點，都要打蔣介石，分歧點就是如何打蔣介石，就是策略上的分歧。如果把過去一切都否定，就是一種偏向。五、對六大的估計。六大基本上的正確的。六、黨內宗派問題。經(jīng)過遵義會議和六中全會，黨內沒有宗派了，現(xiàn)在比較嚴重的問題是山頭主義。 毛澤東這些意見得到政治局會議的贊同和批準。 在全黨團結、統(tǒng)一的氣氛下，中共中央認為起草歷史決議問題的時機成熟了。五月十日，毛澤東主持中央書記處會議，討論召開黨的七大的問題。會議決定組織幾個準備報告的委員會：黨內歷史問題決議準備委員會，成員包括任弼時、劉少奇、康生、周恩來、張聞天、彭真、高崗（幾天后又增加了博古），由任弼時負責召集；軍事問題報告準備委員會，由朱德負責召集；組織問題報告準備委員會，由周恩來負責召集。會議還決定，七大召開前在五月二十日左右開始召開六屆七中全會，通過關于七大的準備問題。 中共六屆七中全會是從五月二十一日開始的，本來只準備開兩 個月，由于時局的發(fā)展變化，會議延長到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日才結束，斷斷續(xù)續(xù)開了十一個月。 五月二十一日，毛澤東主持召開七中全會第一次會議。他指出全會的任務是：一、準備七大；二、在全會期間處理中央日常工作。毛澤東代表中央政治局向全會作工作報告，講抗日準備時期和抗戰(zhàn)時期的主要問題指出。指出：這兩個時期我們的方針是為驅逐日本帝國主義出中國而奮斗。為了達到這個目的，我們的方針是發(fā)展自己，團結友軍。關于發(fā)展自己，事實說明我們始終站在團結國民黨抗日的立場上，但遇到反共磨則要同它斗爭。在反磨擦中，我們是采取有理有利有節(jié)的方針，使靡擦斗爭歸于緩和，將國民黨引導到對敵斗爭目標上去。今年軍事仍以精練為主，明年準備發(fā)展，并占領一批小城市，準備驅逐日本帝國主義出中國。 會議決定：由毛澤東、朱德、劉少奇、任弼時、周恩來組成七中全會主席團；毛澤東為中央委員會主席及七中全會主席團主席。在全會期間，中央書記處及政治局停止行使用職權，由七中全會主席團體處理日常工作。會議同意毛澤東代表中央政治局向全會提出的關于黨內歷史問題的六點意見，并形成決議。會議通過七大的議程、各報告負責人和四個報告（政治報告除外）準備委員會名單。 起草"歷史決議"是七中全會期間中共中央為準備七大所作的一項重要工作，是對黨的歷史經(jīng)驗的總結，是全黨智慧的結晶。最早的"決議"草案稿是任弼時在一九四四年五月寫成的，題目是《檢討關于四中全會到遵義會議期間中央領導路線問題的決議（草案）》。它是以一九四一年秋天毛澤東起草的《關于四中全會以來中央領導路線問題結論草案》為基礎的，主體部分的內容基本相同，同時又反映了一九四三年九月會議以來的新認識，如對四中全會的評價和以毛澤東為代表的正確路線的作用等。稿子寫成后分送政治局委員征求意見，并由政治局秘書胡喬木作了比較大的修改。任弼時以在胡喬木的修改稿上作過三次修改，其中把王明路線的錯誤概括成七點提綱式的意見 ，題目也改為"關于四中全會到遵義會議期間中央領導路線問題的決定（草案）"。接著，又由胡喬木寫了一個稿子。中央指定張聞天對歷史決議稿做了認真的修改和補充。 毛澤東一直十分關心這個決議的起草。一九四五年春天，他在張聞天修改后的稿子進行修改。他前后作了七次修改。毛澤東后來曾特別講到這點："我們現(xiàn)在學會了謹慎這一條。搞了一個歷史決議案，三番五次，多少對眼睛看，單中央委員會幾十對眼睛看還不行，七看八看看不出許多問題來，而經(jīng)過大家一看，一研究，就搞出許多問題來了。" 在第一次修改中，毛澤東將題目確定為《關于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并且增寫了新的內容，如"團結全黨同志如同一個和睦的家庭一樣，如同一塊堅固的鋼鐵一樣，為著獲得抗日戰(zhàn)爭的勝利與中國人民的解放而奮斗"，就是這次寫上的。在第二次修改中，毛澤東強調了六大的正確主面；批評四中全會在過分地打擊犯立三路線錯誤的同志、錯誤地打擊所謂犯調和路線錯誤的同志后，還錯誤地打擊了當時所謂"右派"中的絕大多數(shù)同志，并對受打擊的被誣為"右派"的何孟雄、林育南、李求實等作了肯定的評價；還指出遵義會議糾正了當時具有決定意義的軍事上和組織上的"左"傾錯誤，確立了中央的新的領導，這是中共黨內最有歷史意義的轉變。在這份稿子上，毛澤東寫了一段批語："弼時同志：請邀周、朱、洛、劉（如在此時）看一下，是否這樣改，然后印若干份，編號發(fā)給40多個同志，再集他們座談一次，就可定議，再交七中全會通過。"以后，毛澤東在三月二十日的稿上作了些文字增刪，在四月七日和八日又先后修改三次。這以后再修改了一次。在四月七日的修改稿上，毛澤東在起始部分加寫了一大段話： "中國共產黨自從它在一九二一年產生以來，就以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與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針。在一九二一年至現(xiàn)在（一九四五年）的二十五年奮斗中，經(jīng)歷了北伐戰(zhàn)爭、土地革命與抗日戰(zhàn)爭三個時期。在這三個時期中，全黨同志和廣大中國人民在一起向著中國人民的敵人--帝國主義與封建主義進行了英勇的革命斗爭，取得偉大的成績與豐富的經(jīng)驗。同時，在這三個時期中，全黨同志與黨內一切機會主義思想與行為不斷地作了馬克思主義的斗爭。使黨在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一天天更加鞏固起來。到了今天，有了一百二十萬黨員，我黨領導了近一萬萬人民，九十萬軍隊的中國解放區(qū)，形成了一條同國內一切錯誤路線相對立的正確路線。由于執(zhí)行了這條正確路線，并批判了一切錯誤路線，黨才在三個時期取得了偉大成績，造成了今天這樣在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鞏固的黨，形成了中國人民解放事業(yè)的偉大的領導者。" 這一大段話，經(jīng)毛澤東再作修改后，成為后來通過的歷史決議的第一部分。 在"決議"起草過程中，黨的高級干部進行了多次討論，提出許多重要的修改意見，其中，很多意見被吸收到?jīng)Q議中去。 討論并通過《關于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本來是七大的重要議事日程。三月二十五日，中共六屆七中全會主席團決定將這個決議改在七中全會上討論通過。為什么要做出這樣的重大改動呢？三月十一日，毛澤東在七中全會全體會議上作了說明：總結經(jīng)驗可以說是算帳。不采用大會這個形式來算帳，才能使大會集中注意力于當前問題。他說：歷史上的錯誤是一個社會現(xiàn)象，因為那時黨在政治上不成熟，犯錯誤的同志是因為不自覺�，F(xiàn)在大家都覺悟了，主要思想都是一致了，如果使用大會這個武器，勢必要扯兩三個星期，轉移了中心目標，結果仍不能超過現(xiàn)在的草案。毛澤東要求參加七中全會的同志說服七大的代表們，把過去黨的歷史問題委托七中全會解決比較好，以便自己集中力量來解決抗戰(zhàn)建國的任務。他還講到：草案中沒有說"左"傾路線造成白區(qū)損失百分之百、蘇區(qū)損失百分之九十的問題，也沒有說教條宗派、經(jīng)驗宗派問題。這些不說，我看至多是缺點；說得過分，說得過分，說得不對，卻會造成錯誤。對《決議》草案中沒有就抗戰(zhàn)時期黨的路線問題作結論，毛澤東也作了說明：七大的方針是只解決已經(jīng)成熟的歷史問題，沒有成熟的問題都不必急于作結論。毛澤東準備的政治報告和劉少奇準備的修改黨章報告也在這天的會議上通過。 四月二十日，任弼時主持召開擴大的七中全會。這是歷時將近一年的七中全會的最后一次會議。全議討論并通過了朱德準備的軍事工作報告和原則上通過《關于若干歷史問題的決定議》。 由于會前毛澤東、任弼時等做了大量細致的準備工作，所以會議進行得很順利。博古等在發(fā)言中真誠地表示擁護這個決議，并向那些曾經(jīng)受過錯誤路線行之有迫害的同志道歉。任弼時在發(fā)言中坦率地談到他對毛澤東的認識過程，特別提到："皖南事變后毛對政策的掌握，直至整風中的思想領導，使我產生了佩服和信賴"。王明請任弼時閱轉毛澤東和七中全會的聲明書中，對歷史決議和它對第三次"左"傾路線所犯嚴重錯誤的分析和估計表示"完全同意和擁護"。 毛澤東心情舒暢地在會上作了長篇發(fā)言。他說：《決議》不但是領導機關內部的，而且是全黨性質的，與全國人民有關系的，對全黨和全國人民負責任的。哪些政策或哪些部分在群眾斗爭中證明是適合的，哪些是不對的，如果講得合乎事實，在觀念形態(tài)上再現(xiàn)了二十四年的歷史，就對于今后的斗爭有益。黨是政治團體，不是家庭或職業(yè)團體，都是來自五湖四海，因為政見相同而結合起來的。政見不同就要有爭論，爭論時分清界限是必要的，但今后要少戴帽子為好。凡是過去政治上犯過錯誤的同志，現(xiàn)在都改正了，都要如《決議》所說的像一個和睦的家庭一樣�！稕Q議》把許多好事都掛在我的帳上，我的錯誤缺點沒有掛上，不是我沒有而是沒有掛，為了黨的利益沒有寫上。這是大家要認識清楚的，首先是我。 這次會議一致決定：原則上通過《關于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個別意見委托給七大以后的中央去采納修改。這個決定在一九四五年八月九日召開的七屆一中全會第二次全議獲得一致通過。 《決議》總結了黨的歷史經(jīng)驗，特別是對六屆四中全會至遵義會議期間中央的領導路線問題作出正式結論。經(jīng)歷了幾年的整風，使黨內的思想取得了一致，使提倡"實事求是"、反對主觀主義成為中國共產黨的優(yōu)良傳統(tǒng)，全黨在毛澤東的旗幟下空前團結起來。它的意義是十分深遠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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